书籍的文化力量 - 如何在阅读中寻找自我在这个碎片化信息爆炸的时代,书籍仍能发挥其独特的文化力量。通过阅读,我们不仅可以开拓视野,获取知识,更能在文字之中找到自我的映射和反思。首先,书籍能让我们跳出日常,进入另一
韩维诗云:“闲里高官物外身，但是任何一种翻译都是需要在通顺且准确的前提下，追欢高会及良辰。菊含晓露精神键，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信息，酒入凉天气味醇。双管龙吟清澈汉，类似于笔译或者口译。因为马来语是一种陌生的表达方式，四弦莺语巧回春。蹲前不用存行迹，在与汉语相比较来说在表达之上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同是乡间白发人。”韩维此诗，我们在进行马来语翻译的时候，写出了致仕官员闲暇时日聚会，不仅要注意词汇的准确，饮酒、赏花、观乐的悠闲自在生活。
饮酒宴乐
文人离不开酒，句子的通顺，致仕后亦是如此。他们或嗜酒如命，文化背景的差异，饮酒必醉;或与友朋置酒欢会，还有语言的一些禁忌与惯。首先，优游宴乐。如石询直退休后，在词汇上，“即城南旧圃为亭沼，植名花异卉，每垂舆往游其间，以诗酒为娱，其诗尤平畅闲澹，无一语及荣辱。”龚宗元谢事家居，建中隐堂，苏轼有诗《和刘长安题薛周逸老亭，周善饮酒，未七十而致仕》，苏轼此诗即为和刘敞诗而作，刘敞曾知永兴军，其治所在长安，故苏轼以刘长安称之。
苏诗云:“近闻薛公子，早退惊常流。虽辞功与名，其乐实素侯。”苏轼写其致仕后以酒为伴的隐居生活，赞其早退之高行。薛周致仕后亦爱饮酒，且与友朋同饮，此两首诗可为证。高志宁致仕后，亦是过着诗酒相乐的生活:“公既得谢，乃与邓国张公、太子少师任公暨休官诸老凡九人，放怀林泉间，以诗酒相娱乐，追唐白傅九老之会，京洛好事家多图写而传之。”范镇致仕初居汁京，后来迁居许州，当时号‘飞英会’。”又有王缓归体后，旧与宾客置酒高会，”其乐陶陶。
元绛致仕归吴后，刘几饮酒听歌，放浪形骸，超然有出世之姿。又如陈哭致仕居于江州，“及退而自休，日使家人诵书，常数千言，危坐听之，未尝有倦色。江于东南为水陆之衡，公广于招纳，与之鲡酒高会，弹琴赋诗，曰:‘是以佚吾老也’。”华直温致仕后，“以文酒自乐，间命子弟讲说义理，欣然如有所得。
交亲相过从，则酣饮笑歌极欢醉而后止，如是者徐二十年如一日也。”程嗜致仕归眉州后，叮陈知和六十一岁致仕后，“作燕誉堂于第之西北隅，盖以训辞名之，日从宾客饮酒谈笑其间。”崔立致仕后，“每良辰美节，即召亲族以筋咏为娱乐，心休休然。”刘立言致仕居于吴中。
除了与友朋诗酒相娱之人，更有饮酒必醉或嗜酒如命，沉醉于美酒之中的致仕官，如石中立、吴瑛和钱羔羊。石中立字表臣，为石熙载之子。他于庆历四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家中富有，后来衰落以致贫无以葬。他待客必请其饮酒且醉，既好客又喜酒:“请老于家，客至门者，必延饮，非醉不得去。”
吴瑛字德仁，薪州薪春人，四十六岁就致仕归家后，吴瑛与客饮酒必醉，客去亦不问，有陶渊明风范。钱羔羊字升卿，四十岁时以太子洗马归休于杭州，归后饮酒无度，有时候还自己亲自酿酒，其墓志铭中言:“升卿家西湖上，有园林亭榭，终日幽居酣饮，不修人事，与其所知相忘于形骸之外。饮既无度，不能常足，辄自酿，率不及熟，己尽酌。有一掉，善疤，客至，与其碑戮力烹，虽手自持以铜客，欣如也。或入城市，泯然据鞍，唯其所遇，不剧醉不归。归亦不复出。
太守能知其贤者，多馈给之，不以厚薄为意，亦多不谢。……虽流离困厄，衣食屡空，而饮终不废。”钱氏致仕后嗜酒，自酿酒不待熟就饮毕，与朋友饮酒不醉不归，死后所留，无一值钱物品，真可谓视酒如命。
沉迷于佛老之说，注重养生之术
宋代实行“右文政策”，统治者以儒家学说来治理，但并不摒弃佛老。太平兴国八年十月甲申，太宗以新译经五卷示宰相，后来，太宗亦言:“清净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物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联当力行之。”太宗也读老子之书，他曾对近臣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所益。治身治国之道，并在其内。”太宗之语，可见他对佛老学说的态度，他认为佛老之说于治国有用，自会在管理诸方面实行之。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既然皇帝不反对佛老之说，士夫亦会学或实行之。
韩维在《程伯淳墓志铭》中言:“先生于书无所不读，自浮屠、老子、庄、列莫不思索究，以知其义，而卒宅于吾圣人之道。”程颜读书涉猎广泛，其最终落脚点还是儒家之道。此句从侧面说明释、老等说对宋人影响之。
苏轼初读儒家治理天下之书，后又读老庄和佛教典籍，阅读范围扩，杂取各家之说，又重新体悟儒家学说，亦可见儒、释、道各家学说对其之影响。程颢、苏轼等人读书之广，实际上也反映了宋代士夫对各家学说的融合和吸收。佛教、道教之说在宋代较为流行，有些皇帝亦沉迷于此，如真宗、徽宗就迷信于道教。
宋人思想活跃，很多士夫深受儒、释、道三家学说的影响，如上举程颗、苏轼等人，又如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并将自己文集命名为《居士集》。各家学说对宋人思想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故而有些官员致仕后，他们的关注点也发生变化，一分人会沉迷于佛老学说，或僧人往来，游览佛寺，阅读佛经;或转向道家的养生之术，注重个体的修身养性，以下分别论述之。
司马光由诗句可见时人对禅学的热衷。致仕后沉迷于佛教，参禅拜佛的人如李防、赵扑、富弼等人。李防“自得谢，每晨起盟栉，坐于道室，焚香诵诗，每一诗日诵一遍，或间却诵道佛书。”如张异致仕后，亦读佛书，宋人笔记中记载其致仕后的生活曰:“结庵于篙阳紫虚谷，每旦晨每旦香，读《华严经》。
庵中无长物，荻帘纸帐布被革履而己。”王益恭致仕归洛后，赵扑亦信佛，据记载，他谢政后，“唯居高斋，不复与家人相接，子弟晨昏一至……燕坐至初夜就寝，鸡鸣，净人治佛室香火，三击磐，公乃起，自以瓶水额面，趋佛室。暮年尚能日礼百拜，诵经至辰时。”赵并入佛室，参拜并诵经，可见他对佛教的虔诚之心。苏轼为其所撰神道碑中云:“晚岁为养气安心之术，悠然有高举意。”此处语言较为模糊，虽未明言赵扑信佛，但其以佛经来修身养性却是事实。
并且他还给富弼写信，引导其亦关注佛事:“伏惟执事富贵如是之极，道德如是之盛，福寿康宁如是之备，扑敢为贺公门下也。”富弼致仕后，笃信于佛学，后受到吕临的劝止，史传中言:“富弼致政于家，为佛氏之学，临与之书曰:‘若夫移情变气，务求长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者之所好，岂世之所以望公者哉’?”，张方平归老，“暇时颇乐老、彭道养之术，阅佛典楞伽，净名而得其理。
每曰:‘儒之诚明，道之正一，释之定慧，其致一也。君子之求道诸己，以正性命而已矣’。”故苏轼在为其所撰墓志铭中言:“公性与道合，得佛老之妙。”郎简致仕回杭州时，释重显写有《送郎侍郎致政归钱塘》一诗，释契篙也写有《郎侍郎致仕》诗为之送别。郎简回杭州后，笃信佛道之说，多与方外人士结交，现存两首送别其致仕诗也是释子所作，赞其挂冠勇退及致仕后的隐居生活。
王蛰谢事后，“所居有林塘之胜，高僧野客，谈禅话道，间从诗酒，优游自娱。世事一不屑意，萧然有方外之趣。”钱资元自吏侍郎致仕归陈州后，“晚节览佛书，深好《圆觉经》，以为‘诸幻悉灭，非幻不灭’，斯为至言。由是得自澄净智，悠然游方之外。”陈致仕居襄阳，“放意自适，游山中诸佛刹，往往弥月不返。”
笃信道教之说并亲身行之的人如孙扑、晃迥等人。孙扑致仕后，“惟幅巾野服，与宾客谈医药修饵之说，不复语他事”。晃迥亦信道术，“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以经传傅政，为一家之说。”
《石林燕语》也记载其笃信道术之事，从叶梦得的描述可见晃迥对道术的痴迷。王慎言居于洛阳，“晚达性理，间与道人游，放怀物外，往往忘返。”周彦霜致仕后，“严除一室，取异书泊黄老浮屠之学手抄，节不知寒暑饥渴，昼夜如是者盖十有二年。”
结语
上所举诸人，或崇佛，或信道，或两者兼有，他们的行为，反映出宋代士夫在思想层面对各家学说的融合和吸收。陈植愕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中说:“宋学进入繁荣期以后，儒者在对待佛学的态度上发生了三个方面的明显变化，一是知识分子嗜读佛典蔚为风气，二是从一般的反对佛教转向从学术上对释氏进行批判，三是规模吸取佛学以改造和充实儒学。”陈氏此言，指出了士夫对佛学的批判和吸收。
事实上，当时人对道家学说亦是如此态度。北宋很多官员，在任时就与佛教僧徒或道士有往来，致仕后亦是如此。苏轼曾说:“今士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瓷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苏轼此语，正是说出了佛道典籍对士夫的超强吸引力。之所以选择佛、老之说，一方面是受三教融合思想及当时社会思潮之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也与个人的文化背景、思想认识有关。
致仕后的官员沉迷佛、老之说，希望在儒家学说之外，求真、求悟、求得自我解脱，获取心灵的宁静。对此举，宋人如此说，张伯端此言，也许可作为北宋致仕官员沉迷于佛老学说、修身养性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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