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篇关于"书香润泽 - 文化创意的源泉"的800字文章:书香润泽 - 文化创意的源泉文化,是一个或地区人们共同生活、生产、创造的历史积淀和精神成果。而这种文化之所以得以传承和发展,书籍无疑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再
读
论
语
1.10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倒是都能论上几句。几千年来的传统，必闻其政，把女性都培养成了“生活家”。即便现代社会女性自我意识日益觉醒，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多数女性，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在生活中，《集解》：“郑曰：‘子禽，仍旧扮演着家庭“管家”的角色。因而，弟子陈亢也。’”郑玄认为他是孔子的学生，不妨认为，他还在《礼记·檀弓》的注里说：“子亢，女性在美学生活方面，子车弟，应当拥有更高的话语权。美学并非空中楼阁，孔子弟子”。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没有记载这个人，打造女性的美学生活，对于他的身份，每一位女性，《集注》也拿不准：“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姓端木名赐，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贡弟子。’未知孰是。”
清代学者臧庸的《拜经日记》认为他就是《史记》里的“原亢籍”：“《史记》《弟子列传》有原亢籍，无陈亢，盖原亢即陈亢也。郑注《论语》、《檀弓》俱以陈亢为孔子弟子，当是名亢字籍，一字子禽。籍，禽也，故讳籍字禽。否则亢言三见论语，弟子书必无不载，太史公亦断无不录。家语既有原抗字子籍，不当复有陈亢子禽矣，明系王肃窜入。”
刘宝楠赞成这种说法。晚清学者简朝亮在《论语集注补正述疏》里对此作了批驳，并且说他也不可能是子贡的弟子。
子禽出现在《论语》里共有三处，除了本则之外，《季氏》：“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唐代的孔颖达据此断定他是孔子弟子，杨逢彬认为太牵强。《子张》：“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因此杨逢彬说：“从他径称孔子为‘仲尼’而不称‘夫子’来看，至少此时还不是孔子的学生。”（《新注新译》）
但在本则，子禽称孔子为“夫子”，若这段对话发生在《子张》篇的那一段之后，是不是可以猜想他此时已归入孔子门下呢？不得而知。
●子贡，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孔子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子贡在“言语”方面有突出才能，善于雄辩；也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办事通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常相鲁、卫”；而且他在经商上也有突出成就，可以算是“儒商”的祖师爷，《论语·先进》记载孔子的话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
在一些典籍里，“子贡”也写作“子赣”。《汉石经》凡是“子贡”都写作“子赣”。《释文》：“‘贡’，本亦作‘赣’，音同。《左氏》哀公十五年《传》、《礼记》《乐记》、《祭义》‘子贡’字俱作‘赣’”。五经文字：“贡，贡献。赣，赐也。经典亦通用之。”
对于“贡”“赣”两字通用的说法，清代学者臧琳的《经义杂记》提出了不同意见：“《说文》《贝》：‘贡，献功也。从贝，工声。赣，赐也。从贝，竷声。’是‘贡’、‘赣’不同。子贡名赐，故字子赣，作‘贡’者，字之借耳。”
他认为子贡名赐，字“子赣”，“贡”是“赣”字的略借用。
●“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意思是孔夫子每到一个，一定听得到这个的政事。
李零说，这里的“必闻其政”，其实是“必问其政”，因为“闻、问同源，古文字，早先只有从耳从昏的闻字，没有专表问答的问字。闻是双重含义，他要打听的事，既可以是听来的，也可以是问来的。后来为了区别主动和被动，才另外造了个问字。”（《丧家狗》）
未知这个说法准确与否，但《论语》有“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的话，可见当时的“闻”“问”已有区别。下文子禽所问的却正好体现了主动和被动。
“求之与？抑与之与？”“求之”就是主动，“与之”就是被动。“抑”，是“还是”的意思，表示选择。也就是《集解》所说的：“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与闻其国政，求以得之耶？抑人君自愿与之为治耶？”
●“温良恭俭让”，一般翻译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逊。《集注》：“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
“易直”就是“平和正直”，朱熹这样来解释“良”，有点像在绕弯，“良”的本义就是善良，《说文》：“良，善也。”平和正直和善良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觉得这里解释成善良更直接。
“庄敬”就是“庄严恭敬”。杨伯峻把“恭”翻译成了“严肃”，不能说错，但我觉得“恭”的侧重点还是在“恭敬”上。
把“俭”翻译成“节俭”，我觉得不如朱熹的“节制”。因为节俭一般是限于物质方面的，多针对个人，而这五种品德都是针对人际交往方面来说的，也就是朱熹所说的：“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也。”（《集注》）节制，既包含节俭的意思，同时还含有自我克制、约束的意思。就是说在人际交往中能够对自己的情绪、欲望加以节制。
“其诸”，表示不肯定的语气。清代学者洪颐煊在《读书丛录》里列举了几个例子：“《公羊》桓六年《传》：‘其诸以病桓与？’闵元年《传》：‘其诸吾仲孙与？’僖二十四年《传》：‘其诸此之谓与？’宣五年《传》：‘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至者与？’十五年《传》：‘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然后得出结论：“‘其诸’是齐鲁间语。”也就是当时的齐鲁方言。
孔子每到一国，必定与闻这个的政事，到底是如何得来的呢？《集解》：“郑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与人求之异，明人君自愿求与为治也。’”郑玄说是国君自愿告诉孔子的，想要孔子帮助他治理。
朱熹的观点与之类似，《集注》：“言夫子未尝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时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问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后得也。”
《皇疏》却说：“政是人君所行，见于民下，不可隐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与之也。”又引顾欢的话说：“此明非求非与，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内充，则是非自镜也。”意思是说孔子自己观察得到的。
●孔子与闻政治，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子贡说“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其实还是很笼统。我们考察孔子一生事迹，约主动和被动的因素都有。
孔子无论人品学问，还是道德声望，都是被各国上下所钦服的，所以各国国君（包括一些卿夫和地方行政长官）拿政事来请教孔子，是必然的。即如陆陇其在《松阳讲义》里所说的那样：“夫子之在当时，如祥麟威凤，所在倾动。……若夫心悦诚服，则到处皆然。一时邦君无不以其政就而问之，夫子亦因得以尽闻其政。”
但不能据此就否定孔子有主动的一面，孔子是要积极入世的，他在《论语·阳货》里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他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是要主动参与政治的，就像李泽厚所说的：“学生恭维老师，强调老师如此美好的品德使国君倾慕，却并未否定还是‘求之’的，即孔子是非常主动、积极地要求参与政治的。”（《今读》）
但这个“求”也是有原则，有底线的，绝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求”，也就是“异乎人之求”。《松阳讲义》说：“圣人以德求，非如人之有心求也。”这正是孔子品格超出一般人的地方，也约正是孔子周游列国却不能取得高官厚禄的原因吧。
后世对于仕途禄位的营求，和孔子的“求”已经完全不同。蝇营狗苟，无所不用其极，已经成为了社会惯例，无怪乎《松阳讲义》里感叹说：“求之极，便流到巧言令色一途。看来人心风俗之坏病痛都在一求字，所以不能不求者，只是不信有不待求的道理。”
呜呼！
●译文：
子禽问子贡说：“孔老夫子每到一个，必然知悉那个的政事，是他自己探求来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他老人家是靠温和、善良、恭敬、节制、谦逊来取得的。他老人家获取的方法，或者和别人获取的方法不一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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