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俗传承:古老文化的活力之源自古以来,文明就以其独特的特色傲立于世。作为这一文明的重要组成分,传统民俗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镌刻着独特的精神面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如何传承和发扬这些宝贵的民俗文化,让
古人对《乡饮酒礼》的阐发主要见于《礼记·乡饮酒义》。至东汉末年儒郑玄遍注群经，源于传统曲艺鼓子词，于礼学用力至勤，产生并流传于川东北地区，后世号为绝学，讲述了一对男女主人公相爱不能相守，有“礼为郑学”之称。
乡饮酒礼在儒学礼乐治国的理论体系中，冲破封建礼教禁区，占据重要一环。那么“乡饮酒”这一观念的内涵，追求忠贞不渝的爱情，是如何从一种宴饮通称，最后殉情而死的凄美爱情故事。如今，逐渐发展成儒家礼乐治国的环节之一，《月儿落西下》已位列四川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翻山铰子》产生并流传于川东北平昌县，成为如今见的形态的呢？
一、作为宴饮通称的“乡饮酒”
“乡”字的本意，是一种挥舞和击打铰子（铜质小镲）的汉族民间舞蹈。2008年，在金文中有表示“宴食”义者，翻山铰子被批准列入第二批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金文中出现“乡饮酒”字样者，各地对翻山铰子进行了创新，如商代铜器宰甫卣、乙亥父丁鼎皆载有“王乡酉（酒）”的文字，据二器铭文。
商王分别在狩猎与出征的过程中举行饮酒之礼，其场合、主持者的身份皆不同于后世认知的“乡人饮酒”礼，而更近于飨燕之礼，可见对乡饮酒的认识应当从它是一种单纯的宴饮之礼开始，其后才被赋以“乡人饮酒”的内涵。
如今可见春秋时代关于乡饮酒的资料甚稀，但同时有不少宴饮礼会的记载，这些礼会一般被称作“飨”或“享”。按“飨”字与“乡”本系一字，即使在经典中也时有混用的情况，这些被称作“飨”或“享”的礼会，都可算成“乡礼”而与金文中的“乡酉”联系起来。或言“飨”特指一种高级的饮酒礼，但就此单字的用法看，恐怕还有很多内涵的延伸。
春秋战国时文献中有许多段落提及宴饮，其中不乏描绘相对具体的场面，为比较《乡饮酒礼》与实际风俗的异同提供了便利。经过对比，可以发现，《乡饮酒礼》记载的礼仪节目，体说来，与周代较早期的宴饮俗是相似的。然而随时世迁移，个中细节不断产生变异，到战国以后已经有了较不同。
第一、礼会席位的布置有所变化。第二是战国以后礼会的重心逐渐转向旅酬环节。
参考春秋中期以来民间饮酒俗的演化情形，可以认为，至少在战国时代以后，儒士对乡饮酒礼的讨论已经开始与现实分离，而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内涵。
二、作为“乡人饮酒”的“乡饮酒”
《乡饮酒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周代早期的宴饮形式，不过揆诸文意，应该说，它所记录的主要是一种型的公共礼仪。按礼会中，宾客分为三个等级：宾、介、众宾，这三个等级的宾客按照顺序接受礼遇，但其威仪以次简略。
前两个等级的宾客，按照德行的优劣进行选择，表示尚德的用意，《乡饮酒礼》特别补充说，礼会道宾介皆“贤能之士”，即是如此；
至于众宾，则依照年齿的长幼以次受酬，这样的做法兼及尚齿。
尚德与尚齿相结合，通过这样的方式，乡饮酒礼具备了区别乡民尊卑秩序的功能。
乡饮酒礼起初竟系为了表彰社会秩序、教化民众而被编造出来的。但这样的理解，在先秦其实并非普遍观点。乡饮酒礼通过区别宾客的等级，建立了一套民间的身份秩序，但它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制度，而属于一套宏观的秩序系统的一分。
在《仪礼》中，这套系统由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射礼共同组成：
乡射礼是乡人射的礼仪，具体节目与乡饮酒礼致相同，只在旅酬前加入射礼一节；燕礼是国君宴饮群臣的礼仪，与乡饮酒礼亦基本相似，但级别更高，且国君不亲自执礼，而由宰臣担任主人，以示君臣不相抗礼；射礼之于燕礼，有如乡射礼之于乡饮酒礼。
燕礼与射礼属于国君之礼，行于朝堂，可以表示朝堂上的尊卑秩序，会中亦将宾客分为三个等级，其所以区别尊卑的方式，与“二乡”礼是类似的，不过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异。
首先宾客的人选无须进行讨论，而由国君决定；另外身为公卿者，不会被选作宾客，因为公卿与国君仅差一等，有明嫌之意，以杜僭差，这些规定都强调了国君的权威。
这是一套系统严整的等级制度，既有客观的曲目规范，又有相配合的思想背景作为理论支撑。
战国时代儒生对礼学的态度绝非单纯的“述而不作”。相反，他们的学术活动与现实社会有着深入的互动关系，并且随着儒学学术的发展，不断地自我完善，终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礼乐系统。
这些工作，对后来儒家王道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或缺的贡献。
到了汉代，相比先秦，汉人对乡饮酒意义的认识已经趋于统一，各学派间不存在本质上的纷争，皆以为尊长敬老是此礼的惟一意涵。尊长敬老的说解颇系于经世,它略了献酬礼中宾主相接的意义，而只取其聚合乡里的特征。
从韦玄成对乡射礼用乐的评论可知，汉儒对乡饮酒的讨论，全然是围绕乡民之教化问题展开的。此说符合汉代以孝治国的国策，并且针对当时民间的具体问题。
当时社会上确实出现了尊卑不明的现象，而乡饮酒礼是作为一种恢复秩序的工具来使用的。这样的理论，可以代表儒学中乡饮酒说解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作为学礼的“乡饮酒”
尽管汉儒对乡饮酒礼的论议颇与社会上尊卑不明的问题相关，就其实际情况来看，它是脱离于一般民众的。且毋论当时的饮酒俗已经不相同，可以说，经过先秦儒士对乡饮酒礼的不断阐释与考订，至于汉代，乡饮酒已不再是一种无关学派的乡人饮酒之礼，而成为儒学的身份象征之一。
它有特定的仪节，只有经过训练才能掌握，也就是说，只有少数人有能力组织或参与这种礼仪，其实行的范围，也因而被限制在学校之内，变成了一种学礼。将乡饮酒视作学礼，需要具备相应的理论作为支持。
那么后来官方推行的乡饮酒礼，是以此疏作为蓝本，而改造乡饮酒礼的相关工作，至迟是在伏湛手中完成的。伏湛疏奏虽不可见，但参考诏令“祀圣师周公、孔子”可知，他以《文王世子》作为依据。按伏湛之奏行乡饮酒礼的理由是认为“礼乐政化之首，颠沛犹不可违”，竟将乡饮酒作为兴修礼乐的象征。
在当时，伏湛对待乡饮酒，已经将它放在了释奠礼的背景之中，才对它寄予如此厚望，而后汉官方所推行的乡饮酒礼，也不再是单纯的乡人饮酒之礼。
汉末郑玄以《周官》解《仪礼》，将三礼整合在一个系统中，扩了礼学的框架。《乡饮酒礼》与《乡夫》之间虽然还有许多抵牾，但它们还是被郑玄整合在了一起。同时，郑玄将旧解为尊长敬老的乡饮酒礼视作正饮酒礼。
郑玄对乡饮酒礼的改造，主要出于统合学术的目的，而这样的统合是以《周官》学为优先的，这是古文经学发展的自然结果。这一工作对后世影响极深，意味着《仪礼》学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就是统于《周官》的阶段，而儒学的礼治体系，又一次改变了面貌。
结语
“乡饮酒”观念在先秦两汉的嬗变过程分成了三个阶段，也就是“作为饮酒通称”、“作为乡人饮酒”、“作为学礼”的三个阶段，它代表了当时学界对“乡饮酒”认识的转变。至于汉代以后，儒生又对礼学中的各种礼仪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与阐发，儒学的礼治体系也随之愈发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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