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收藏一个人不能同时又生气，又写俳句双减背

夏目漱石的文学之路始于俳句。

若没有俳句因缘，课本与旅行结合，他能否写小说，身临其境，若不因为写小说，孩子更加全面和深刻地了解课本中的内容，能否写那么多汉诗（旧体诗），让知识活起来！每集5分钟，是颇可置疑的。所谓漱石研究，脑洞开。在每集5分钟左右的剧情中，独尊小说。汉诗对于日本人来说早已过时，演员实力cos演绎画中人物，看不懂了，融合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和段子，不研究情有可原，关注社会热议话题，但俳句在日本还这般兴盛，贯穿古今实事，研究者也少有涉及。一些俳人对漱石的俳句不以为然，在为观众带来欢乐与知识的同时，例如颇有些名气的俳句批评家饭田龙太说：如果佳作是首尾完整、体上完成的作品，秀作位于其上，不仅完成，而且具有独创性，非其人莫办，那么，“漱石俳句即便有佳作，也没有一首秀作”。他认为，无论对于漱石本人，还是为了日本文学，这是幸事。因为漱石若一头扎进俳句里，作为小说家的成果会减半。

在松山当中学英语教师的漱石

正冈子规几乎是俳句近代化的同义语，言必称之，偏巧漱石认识他。二人同年，都爱听落语（类似的单口相声），读高中（东京帝国学预科）时相识而相惜。子规读漱石用汉语写的诗文，赞叹“如吾兄者，千万年一人焉耳”。他就是这时候开始作俳句、短歌，患结核咯血，借典故的子规啼血，自号子规。同上东京帝国学，漱石英文科，子规由哲学科转国文科。期末考试不及格，决意退学，漱石作俳句劝阻：“鳴くならば満月になけほととぎす”（意思是子规且待满月鸣，满月指毕业）。

子规吹响俳句革新运动的号角，而且风卷残云般成功，俨然成为了俳坛。漱石毕业后执教高等师范学校，但1895年突然离开东京，去四国的松山当中学英语教师。研究者查考原因，或说有病，或说失恋，以研究夏目漱石闻名的江藤淳说他恋的是嫂子。松山是子规的家乡。子规当随军记者，归国船上病笃。回乡疗养，却住进漱石借居的一栋房屋；漱石以自己的俳号愚陀佛名之愚陀佛庵。同居两个月，几乎每天招来很多人学俳句，漱石无法读书，也只好跟着作俳句。漱石三十岁，转到熊本的高中教英语，从东京娶来二十岁的镜子，就地安家。

愚陀佛庵

漱石死去十年，镜子口述了一本《回想漱石》，讲到新婚燕尔，二人旅游归来后漱石“把旅行中作了很多的俳句寄给子规。那时他常作俳句，还认真抄写在宣纸上寄给子规。现在也留有很多那时的俳稿，上面有子规用朱笔打点、画圈、写评语、修改。本人也像是兴致勃勃，作俳句不说，还经常寄钱，让子规给买铅印本七集之类俳书，吃饭时也不离左右，熟读玩味。有一天翻阅俳书，赞不绝口，突然回头看我，问道：‘有一首春水清且浅/怯怯脚软撩裙过/浑了一条河（足弱の渡りて濁る春の水），你知道脚软吗？’我回答：‘指女人吧？’他说，这你都知道，然后说你作作俳句吧。试着排列十七个字，可怎么排列也不像俳句。总被他笑，很觉得可气。有一次，又是读俳句书笑得前仰后合。我问有什么好笑的，他说这首很好笑。拿给我看的俳句是：声声猫叫春/双方都有胡子呀/安能辨雌雄（両方にひげのあるなり猫の恋）。我也想找碴儿，就说人家是猫嘛，双方有胡子不是很正常吗？一点都不好笑。我这么反驳，他就说，所以说你不懂俳句。”

漱石一生作俳句二千四百三十一首，约三分之二作于偏居松山与熊本五年间。寄给东京的子规，还附上一句：“不问好坏，所作都寄去，不好的请不吝批评，好的要给点表扬。”总共寄有一千四百四十八首，子规给五百二十三首画了圈。评曰：漱石于1895年始作俳句，由始作之时意匠、作法便显出特色；漱石亦有滑稽思想，但不偏于一面，并非以滑稽为唯一趣向、以奇警惊人为高的人可以同日而语。

正冈子规

遗孀镜子的回想颇生动，仿佛能听见漱石的笑。他赏玩俳句的滑稽，创作滑稽的俳句。滑稽是俳句的本性。自诩为雅的连歌被人用俳谐造了反，分裂出俳谐连歌。俳谐，滑稽也，作为俳谐连歌的一分而且是重要分的发句当然也天生滑稽。芭蕉用侘、挠、细等各种理念改造发句，首当其冲的是一不小心就低俗的滑稽，但并非抹杀，而是将其纯化，并潜为底流。发句提高文学性，脱离连句而独立。明治年间被叫作俳句，子规等人赋予它近代文学的生命。饭田龙太说漱石的俳句多是简单的机智，以俳人论之，顶多三四流，不如芥川龙之介、室生犀星。机智与滑稽确实有微妙的关系。把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事物奇妙地搭配产生滑稽，而搭配得奇妙靠机智。无机智则无滑稽，尤其是理性的滑稽。机智而滑稽使诗心活泼，是诗的重要的要素。

“滑稽之言，不能用了单纯的头脑去求解释”（周作人语），良有以也。漱石不关心芭蕉的那些理念，对于他来说，滑稽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也表现在小说中，成为“有余裕的小说”。谈论近现代文学,人们总是调转了眼光向西方寻根，何况夏目漱石是留学过英国的。但漱石的滑稽是江户人（老东京）的天性，不是学英国式幽默。江户人生活在天子(将军)脚下，看事情冷嘲热讽，也爱说自己是傻瓜。同时代的作家、评论家正宗白鸟论说：整个范畴与近时其他小说家不同,滑稽可笑地观看万事，这是夏目漱石富于俳谐趣味的结果，但并非作品中的人物造成滑稽，而是作家的冷笑批判。漱石有一首俳句：“秋風や屠られに行く牛の尻（秋风瑟瑟呀/步履悠然去挨宰/老牛的屁股）”，原来他本人得了痔疮，不去看医院，却是让一个性病诊所的医生动手术，“尊臀总算和人同样了”。所以他吟到牛屁股，是一个滑稽。又把这段有点惨的人生经验写进了《明暗》，好似一“痔小说”，惜乎年将五十，因胃溃疡去世，终于未完成，但已经是他最长的小说。

漱石在伦敦居住的公寓

三十四岁的漱石被公派留学英国。从横滨港搭乘德国普鲁西号，包里装着《几董集》和《召波集》。几董和召波是芜村的门生，携带他们的集子，也可能是子规社方才刊行的缘故。可是，——漱石在日记中写道：“想读却没法读，周围净是外国人，怎么也没有鉴赏俳句之类的余地。芳贺矢一翻弄《诗韵含英》，好像也读不进去。也想作一两首俳句，却一点都作不出来，只好作罢。”途径香港，给高滨虚子写信：“唐人、洋食、西洋浴盆、西洋便所，憋屈之极，完全没意思，恨不能立即吃上茶泡饭和荞麦面。”香港尚且如此，遑论伦敦。他的“趣味颇是东洋的、俳句的，所以跟伦敦不对路”。留学两年，远离了俳句。不过，尽管天天只有牛排吃，接到子规的死讯，还是勉力作了五首俳句追悼，如“手向くべき線香もなくて暮の秋（竟无一炷香/暮秋啼尽望帝血/合掌洋）”。

漱石与俳句究竟是怎么个关系呢？他本人说过：“对于俳句这东西热心不足，时常义务地作作，超不过18世纪的水平。时常下午作一首律诗，自己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十分得意，作成时很是高兴。”这个“义务”之说透露了天机。漱石作俳句，有点像友情出演。与子规友好，一直在俳句的朋友圈里，他作为一个文学天才，也作作俳句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正是出于游戏之心，不有文学创作的意识，他经常把人家的现成作品拿过来涂改，彻头彻尾像剽窃。例如江户时代的文田南亩有“叩かれて蚊を吐く昼の木魚かな”，漱石只是挪动一个词，改为“叩かれて昼の蚊を吐く木魚かな（只道腹中空/木鱼敲来白日里/吐出蚊懵懂）”。又如芜村的“よく聞けば桶に音を啼く田螺哉”，莫非觉得俳句咏田螺鸣、蚯蚓鸣是咄咄怪事，干脆煮了它：“よく聞けば田螺鳴くなり鍋の中（侧耳仔细听/咕嘟咕嘟田螺鸣/煮了锅）”。镜子说漱石“后来作汉诗，怎么也不像俳句这么热心”，恐怕是因为汉诗不同于俳句，没有那么多滑稽让她看见漱石笑翻，而当时日本也无人能朱批漱石的汉诗。半天作汉诗，从用时来说，必然使小说写作量减半，好像饭田龙太不曾想汉诗比俳句更费些工夫。

正是出于义务的心态，漱石在俳句上几乎完全听子规主张。子规的革新手段也无非推翻传统的权威，树立新样板。芭蕉被尊为俳圣，子规说他写得好的也就几十分之一，而芜村的俳句可匹敌芭蕉，或有凌驾之处。于是漱石不欣赏芭蕉，认为芭蕉的俳句是消极的，对于人们说“古池呀，——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周作人译）有禅理，不以为然。还常在小说里揶揄芭蕉，例如《少爷》写道：“俳句是芭蕉啦剃头铺师傅搞的”；“青蛙跳进老池塘什么的是精神娱乐，那么吃天麸罗嚼团子也是精神娱乐”。《草枕》写道：“一个叫芭蕉的人甚至把马尿到枕边都当作雅事写俳句”云云。

芭蕉句碑

漱石问镜子知否“脚软”是芜村之作。他最爱模仿芜村的俳句，小说也常用芜村的意境和景致。有人说，漱石将芜村的俳体诗发展为小说，那就是《草枕》，整个像芜村世界。漱石自道《草枕》是“以美为生命的俳句小说”。写一个画家讨厌不宜居的世间，寻求“非人情”的天地，去仙境般的温泉，“醒悟搬到哪里都不宜居时，产生诗，产生画”。未引用芜村俳句，只提过一次芜村的名字，但这样的描写：“海在脚下闪光。……春天的太阳照耀无限的天下，天下充满无限的水，其间只能看见像小指甲的白帆。而且帆完全不动。往昔进贡的高丽船远远渡来时，就像这样吧”，想来他脑海里浮现了芜村的“忽现高丽船/却似一毛轻飘去/春霞满海天(高麗船のよらで過ゆく霞かな)”。芜村是文人画巨匠，并开创俳画，俳句于他应该算余技。漱石买了芜村的画，觉得是他喜好的画，每天眺望。即使别人说是假的，他也全然不介意，自得其乐。

与谢芜村的俳画

漱石去留学的1900年，子规卧病，搞了个山会，让家写文章在他枕边朗读，聆听他指导，互相批评。漱石归来，又回到子规留下的俳句圈，高滨虚子为群主。他是子规的弟子，漱石在松山结识。漱石的神经衰弱很严重，甚至传说他在伦敦发疯，虚子建议他写文章解闷。漱石说自己对什么事情都不积极，“我这个人简直是别人给造成的”，听从虚子之劝，便写了文章拿到山会上宣读，家听了叫好，刊登在俳句杂志《子规》上，这就是《我是猫》。一举成名，时年三十九岁。文豪的诞生只是个偶然。

战败后日本好标榜俳句的短，说是世界之最，长了志气。短是形式，本质是什么？漱石反复说，那就是轻便、简易、简便，因而容易写，谁都能当“诗人”。《草枕》主人公寻思：“俳句作为诗型最轻便，所以洗脸时、如厕时、乘电车时都容易作。说俳句容易作，就是说很容易当诗人。当诗人是一种悟，所以不要说轻便就看不起。越轻便越有功德，所以反而应尊重。假如有点生气，那就马上拿生气作俳句，作俳句时自己的气已经变成别人的了。一个人不能同时又生气，又写俳句。掉几滴泪，拿这泪作俳句，一作就高起兴来。把泪凑成俳句时，痛苦的泪离开自己，就变成只顾高兴我是个会哭的男人的自己。这就是我一贯的主张。”

若觉得这毕竟是小说家言，那么，漱石还在随笔中写道：“我平时繁忙，连简易的俳句都不作，诗就更懒得动手。只有在这样远望现实世界，杳渺的心里没有一点隔阂时，俳句自然地涌出，诗也乘兴浮起种种初形。待过后回顾，这就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除了无法作好的俳句和诘屈聱牙的汉字以外，如果日本发明了其他可以盛趣雅的器具，那就另说，否则，我临到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场合，总是忍受那无法作好和那诘屈聱牙，从中享乐雅趣而无悔。而且，决不想遗憾日本没有其他合适的诗型。”

和漱石同船出国的芳贺矢一是去德国留学，后来成为国学家，著有《国民性十论》。他也说到俳句：“因为诗短易作，所以就是作的不好，家也不妨试作几首，在看花游山的时候，可以助兴。”（周作人译）

至于俳句为什么简便？漱石也道破：“西洋没有俳趣吧。西洋的诗里有川柳那样的东西，但没有俳趣，更没有形成诗的本质。可说是日本独特。总的说来，房屋的建筑装饰等日本和西洋不同，所以在日本，挂诗笺那样的小东西也是一个装饰，但西洋那么的构造里放那么小的东西完全不起眼。俳句里没有进步，唯变化而已。再怎么复杂，也无非像菜市场一样杂然陈列。如日本衣服的简便，如日本房屋的简便，俳句也是简便的。”

夏目漱石，1912年

漱石在随笔《不言之言》中言道：“俳句有禅味，西诗有耶稣味，因此俳句淡泊，洒落，时而超脱世俗，西诗则浓厚，始终离不开人情。”西方诗歌永远摆不脱同情啦、爱啦、正义啦、自由啦，这些就是漱石说的人情。他想要的诗，不是鼓舞世俗人情的，而是使心绪能放弃俗念，哪怕只暂时脱离尘世。

从1905年到1916年漱石写小说十年，其间1910年患胃溃疡，去伊豆半岛的修善寺温泉疗养，吐其血，险些送了命。日记中写道：“一时厌烦了艺术议论和人生哲理。一竿风月，明窗净几，这种趣味越来越强烈。得汉诗二句：微风当窗冷，一灯洩竹青。”也重拾俳句，这一年作了九十九首。

有人说俳句不可译，但何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仿照五七五的形式勉为翻译，或可存其皮毛。再试译漱石俳句二首：

也有酣甜夜/梦见人已死翘翘/一碗河豚汤（河豚汁や死んだ夢見る夜もあり）

来世何所期/生为小小一个人/就像这堇菜花（菫ほどな小さき人に生まれたし）

李长声专栏｜日边杂记

李长声 旅日华人作家 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 著有《枕日闲谈》等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漱石俳句》，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文中图片均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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