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的价值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个古又永恒的话题,每个时代和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和信念体系。不同的文化
在古代，我死后不许让范增来扶陵。当年范增曾在文史博物馆跟随沈从文学，“说”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体，在沈从文2002念出版的《沈从文别集——顾问馆》中说道：“因为揭发我最多的是范增，作者通过发表议论或记述事物来说明某个道理，我自然也感到十分痛苦，如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震动巨，都是经典的传世之作。
清代，到我家前后不会超过十次，“桐城派”家姚鼐（nài）的得意弟子刘开创作了一篇《问说》，有几回还是同她的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与韩愈的《师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文章的中心论点为“君子之学必好问”，罪状已经够致人死得，叙述了“问”在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范增一下子写出了几百条。”其实，强调了“学”与“问”二者相辅相成，了解范增的艺术道路，缺一不可。
姚鼐书斋惜抱轩
少年才俊 创作名文
在清代文坛上，了解范增的生平。对于范增的为人或许便会有一个概的认识。对于这位画坛巨擘或许我们真的要“另眼相看”了范增的成才之路少年时期的范增确实是一位极富盛名的天才少年。年仅4岁的范增就把经典名著背得滚瓜烂熟。在初中时候对于书画的造诣更是远高于同龄人。就是这样一位天才少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散文流派，这便是形成于安徽桐城县的“桐城派”，也称“桐城古文派”，代表人物是姚鼐、方苞、刘櫆。其中，姚鼐是这一学派的集成者，就连曾国藩也称“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姚鼐弟子众多，尤以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四人最为有名。刘开在十四岁的时候，曾以文章拜会姚鼐，姚鼐看后高兴地说：“此子当以古文名家……吾乡幸也。”于是收他为弟子，授以诗文之法。从此，刘开的古文功底越来越出色，并于二十岁左右写下了传世名作《问说》。
刘开的代表作《问说》选自于他的文集《孟涂文集》，文风与唐代文豪韩愈的《师说》颇为相近。在文章的开篇，刘开便提出了“君子之学必好问”的中心论点。接着，又分析了“问”与“学”相辅而行的关系。文中写道：“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这是说，“问”和“学”是相辅相成地进行的，不“学”就不能提出疑难，不“问”就不能增加知识。喜爱学却不多问，不是真的喜爱学的人。道理明白了，可是还不能应用于实际，认识了那些的原则，可是还可能不了解那些细节，对于这些问题，除了问，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在第二段中，刘开先从正面阐明“问”的重要作用。首先，说明三种“问”的人都会有收获。文中说：“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nàn），审问而明辨之也。”意思是说，对于比自己道德才能高的人，向他们问，借以破除疑问，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到有道德有学问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对于不如自己的人，向他们问，借以求得一点正确的见解，这就是曾子所说的以高才能向低才能的人问，以道德高知识多向道德低知识少的人问。对于同自己水平相等的人，向他们问，借以共同研究，这就是《中庸》所说的互相诘问，详细地考察，明确地分辨它。接着，刘开引儒家经典和师的话，证明“问”是进德修业的重要条件。《尚书》不是说吗？喜爱问的人，知识就丰富。孟子说找回自己放纵散漫的心的时候，并提“学问之道”，学之后就紧跟着问了。子思谈“重视品德修养”时，归结到要好问勤学，在他的提法中，“问”在“学”的前面。
到了第三段，刘开谈到了古人好问的态度：“古之人虚中乐善，不择事而问焉，不择人而问焉，取其有益于身而已。”这是说，古代的人虚心采纳善言善事，不挑选事情地问，不挑选人地问，只要能求取有益于自己修养和学业的就可以了。在此，他举例说明：“是故狂夫之言，圣人择之，刍荛（ráo）之微，先民询之，舜以天子而询于匹夫，以知而察及迩言，非苟为谦，诚取善之弘也。”因此，狂妄的普通人的话，圣人也采纳它，地位低微的樵夫，古圣先王也询问他，舜帝有天子的身份都向平民询问，以他们的智却注意到浅常的意见，不是偶然的谦虚，实在是要从多方面听取有益的意见。然而，三代以后，却是“学而无问”。刘开写道：“三代而下，有学而无问，朋友之交，至于劝善规过足矣，其以义理相咨访，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况流俗乎？”这句话是说，三代以后，有“学”而没有“问”，朋友间的交往，能做到规劝做好事，不做坏事就不错了，那种在是非问题上互相请教，勤勉地只是以进修为急务的人未多见，更何况世俗的人呢？
以问为美 夫子贤之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到了第四段，针对今人“是己非人”的弊端，刘开从问事和问人两方面进行批评。认为自己对，别人不对，这是世俗人的共同毛病。学有不理解的地方，却偏偏以为理解，所持的道理有不稳妥的地方，却胡乱地凭主观猜测。这样的话，“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焉！”对比自己道德才能高的人，就妒忌他，不愿意向他问，对不如自己的人，就轻视他，认为不值得向他问，对同自己水平相同的人，抱着嬉戏的态度而不敬重他，不甘愿向他问。这样的话，“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从而，刘开提出了“有学无问”的危害性。文中说：“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矣，此唯师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什么人都不值得佩服了，什么事都没有可疑的了，这只是自以为是罢了。自以为是，那错误还是小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浅薄却严密地掩盖自己的过错，宁愿让学最终不进步，也不愿意虚心向别人请教，这样危害自己的内心修养，错误可就了，而陷入这种错误的人常常占十分之八九。
在第五段中，刘开批判了今人“所问非所学”的不良风气。作者先指出今人“问”的三种不良动机：“不然，则所问非所学焉：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甚且心之所已明者，问之人以试其能，事之至难解者，问之人以穷其短。而非是者，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不这样的话，就所问的也不是他所学的：如问一些天下的奇字僻典和琐屑事物来说说好玩；甚至自己心里所已经明白的，却故意拿它问别人，来试试那人的才能；或者非常难解答的事情问别人，来逼使那人难堪。如果不是这样，或者即使有与自己思想品德修养有密切关系的事情，可以收到教益的效果的，要压低一下自己的尊严，虚心向别人请教也不能做到。最后以感叹句作结，批判今人：“嗟乎！学之所以不能几（jī）于古者，非此之由乎？”这是说，学之所以不能接近古人，不是正由于这个原因吗？
到了第六段，刘开推究了今人不好问的根本原因。文中写道：“且夫不好问者，由心不能虚也；心之不虚，由好学之不诚也。亦非不潜心专力之故，其学非古人之学，其好亦非古人之好也，不能问宜也。”而且不喜爱问的人，是由于不能虚心；不能虚心是由于不诚心实意喜爱学。也不是不专心用功的缘故，他学的不是古代儒家学的东西，他喜爱的也不是古代儒家喜爱的东西，不善于问是理所当然的。
在文章的最后一分，作者申说自己的主张。文中写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然则问可少耶？”聪明的人考虑一千次，也一定会出现一次错误。圣人所不了解的事物，普通的人不一定也不了解；普通的人所能做的，圣人不一定能做。真理不专门存在于某人，学是没有止境的，那么，“问”可以少得了吗？接着，他举了《周礼》中的例子：“外朝以询万民，国之政事尚问及庶人，是故贵可以问贱，贤可以问不肖，而老可以问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周礼》说，朝堂之外要询问百姓对朝政的意见，的事还问到平民。所以地位高的人可以问身份低的人，道德才能高的人可以问道德才能低的人，老人可以问年轻的人，只考虑道德学问方面的成就罢了。紧接着，他又举了孔文子不耻下问的例子：“孔文子不耻下问，夫子贤之。古人以问为美德，而并不见其有可耻也，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者，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悲夫！”孔文子不以向比他低下的人请教为耻辱，孔子认为他道德学问高。古人把“问”作为美德，而并不认为它是可耻的，后代的君子反而争先把“问”当作耻辱，那么古人所深深地感到羞耻的事，后代人却做着而不以为耻的就多了，可悲啊！
桐城后进 命运多舛
清代以来，人们在读到《问说》这篇文章时，往往就会想到韩愈的《师说》。《问说》这篇文章无论在命题、立意、论证方法或语言风格上，都可以看出有模仿韩愈《师说》的痕迹。两文都劝说人们要虚心学，要向各种人学。不过，论述角度略有不同，《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从师而问”。《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在句式运用上，两篇文章都注意整齐的排偶句与灵活的散文交错运用，错落有致，波澜起伏。在散句中穿插相当多的排偶句，是《师说》和《问说》的共同语言特点。
刘开是清代“桐城派”的散文家，字明东，又字方来，号孟涂，是姚鼐打出桐城文派旗帜后的第一代传人。刘开出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出生几个月后，父亲便患病而亡，母亲含辛茹苦抚养着刘开。刘开小时候天资聪颖，但由于家境贫寒，没有机会读书。当时，邻村有个私塾，塾师是远近闻名的秀才吴士鼐。他常常在室内诵读诗文，声达窗外，刘开常在窗外静听，一字一句暗记在心。一次听得入神，不觉脱口而出。吴士鼐闻言惊，让他复述方才所听诗文，刘开不假思索，一一吟诵，丝毫不差。吴士鼐暗暗称绝，顿生怜惜之意，就把他留在馆中，免费就读。吴先生的书馆内有许多藏书，刘开潜心研读，从此学识进。吴士鼐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刘开十四岁那年，风闻一代名师姚鼐主讲江宁钟山书院，凭着对这位文坛巨擘的景仰，刘开毅然呈送作给这位同乡前辈。姚鼐看后非常赏识他，认为刘开之文“命意遣词俱善，世不可无此议论，亦不可无此文，尽力如此做去，吾乡古文一脉，庶不至断绝矣”。他对这位乡里晚辈寄予深切的希望。于是，刘开便拜姚鼐为师，学古文之法。
姚鼐曾对方苞、刘櫆之后桐城文章显露的后继乏人的迹象，深表担忧，发出了“叹昔者文学之盛，而怪今者之不继”的感慨。直到刘开的出现，他才感到后继有人了。在《清史稿》中，有这样的记载：“鼐门下著籍者众，惟管同传法最早，其于同里，则极称刘开之才。”在姚鼐的精心下，刘开的创作才能得到极提高，二十多岁即写出《问说》《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这样传诵一时的名篇。
刘开为人洒脱不羁，重情谊，喜交游，善言谈。嘉庆八年（1803年），刘开的师兄陈用光到安庆专门拜谒恩师，因姚鼐已往六安，未得一见，却见到了闻名而未曾谋面的师弟刘开。刘开与他一见如故，他们“纵论古今，意气伟然可畏”。晚上，两人歇息于书院内，“树木萧飒，秋声惕然，与言身世事，多可感者”。
刘开考中秀才后，曾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应京兆试，但落第而归。此时，一家人的生计问题时刻困扰着刘开。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让老母安度晚年，刘开不得不辗转四方，课徒养亲。他曾对同乡姚元之吐露过心头的不快：“吾乡多佳山水，使吾得有菽水资，迎吾母居龙眠浮渡间，手一编，日夕讽诵，且不去吾母左右，其乐当何如，而顾为是仆仆者哉！”
由于刘开没有家产，因此生计难以维持。他只得再度出游，从笔墨中讨生活。道光元年（1821年），亳州准备修地方志，聘刘开助修。时值正月，春节气氛正浓，刘开却要辞家远行，心中颇为酸楚。到了亳州，他寄居于一座佛寺中，埋头纂修《亳州志》，偶有闲暇，便踏访亳州名胜古迹，流连其间，赋诗抒怀，发出了“故人不见青山远，抛尽江南是此行”的悲叹。
刘开曾在《吴子山传》中写道：“士之穷困不得志于时者，古今常有同憾。而其甚者，天又使之早夭，不获竟其才而成其学，尤可悼而惜矣。”没想到，一语成谶，他和吴子山一样英年早逝。《亳州志》刚纂成一卷，刘开忽然患上腹疾。这病来得十分凶猛，一下子就将他击倒。他正当盛年，本不应如此不堪一击，但长期颠簸不定的生活，壮志难酬的悲愤，使他身心俱疲。没过多久，这位文学奇才便溘然而逝，终年四十一岁。
刘开除一度出任两粤总制堂的幕宾外，分时间以授徒为业。刘开一生著述颇多，但因家贫，生前没能刊刻流传。后来，他的儿子刘继继承父志，遍走公卿之门，求刻父亲著作，几经周折，最终如偿所愿。从此，刘开的作品才得以流传下来，并为世人推重。
“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文学家刘开的这篇论说文见解精辟，说理透彻，是一篇久传不衰的古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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