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千古奇书《派对恐惧症》：被需要的恐怖故事千年前

（图源：IC Photo）

今年五月，而且还有不少“人才”涌现出来。比如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位“不凖”，美国文学新星卡门·玛丽亚·马查多（Carmen Maria Machado）的处女作《派对恐惧症》推出了中译版。不要被这本书2017年“图书奖”提名的头衔吓到，就是1700多年前的盗墓界佬，倘若你对文学并不感冒，他曾经在公元279年进入位于河南汲县境内的一座古墓，这也是一本有趣的、可以随手翻阅的美式恐怖故事集。

说到底，进入后竟然空手而归，恐怖故事和文学之间，却留下了一千古奇书——“汲冢书”，并不隔着天堑。在马查多的作品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图片：进入古墓剧照一、惊现“寒酸”古墓1、佬的发现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700多年前的公元279年，我们可以寻觅到从安吉拉·卡特所流传下来的文学脉络。马查多是如此善于讲恐怖故事，一日深夜，那些关于瘟疫、透明症和歇斯底里的“被忽视”、“被伤害”的故事，不凖找到了汲县境内的一座古墓，正是关于美国当代女性处境的最佳隐喻。马查多为她们提供了一种她们所需要的恐怖故事，在经过一些处理后，这也正是美国社会所需要的恐怖故事。

以文学书写“恐怖故事”

在成为现象级的文学新星之前，他发现进入墓室内并不困难，马查多过得颠沛流离，分时间靠在小商店当兼职店员的薪酬过活。但马查多确实踏在一条名为“创意写作”的“正统”的文学之路上。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学纷纷正式创立“创意写作”课程并给予文凭认证之后，人们开始认可“创意写作”可以培养作家。当代最著名的作家石黑一雄、伊恩·麦克尤恩，都毕业于此体系。换言之，文学可以以一种相对“正统”的方式传授。

马查多的文学之路其实是比较顺利的：在获得新闻学学士学位之后，她在著名的爱荷华学的作家工作室获得了创意写作的硕士学位，并且参加了量的作家工作坊。在马查多的处女作《派对恐惧症》的结尾致谢分，她不厌其烦地罗列出了她在爱荷华的写作老师和写作工作坊同学的名单并予以感谢。

抛开文学性不论，《派对恐惧症》更像是恐怖故事集。虽然融合了科幻、女性主义等等元素，但恐怖元素是构成所有这些短篇故事的基石。

如果你对于流行文化中的美式恐怖有着长久的喜爱，那你会觉得《派对恐惧症》中的短篇无比亲切和熟悉。作为流行文化中的美式恐怖的收视冠军，《美国恐怖故事》剧集已经上演到了第十季，拿手戏是对美国历史上的经典恐怖传说进行混杂化的改编，将从1692年的“塞勒姆女巫审判”、1947年的“黑色丽花案”到冷战时建立起的“外星人实验室”“51区”通通搬上了银幕；而通过自发翻译在网络中广受欢迎的Reddit恐怖故事，永远逃不开美式恐怖的经典元素：丧尸、古怪的小孩和迪士尼奇谭。

被马查多收入进《派对恐惧症》中的这些短篇和《美国恐怖故事》剧集和Reddit恐怖故事一样，致力于改写那些最为经典的美国式恐怖元素。

其中，《清单》是个另类的“丧尸”故事，《母亲们》关乎“不存在的孩子”这一经典恐怖元素，而《为丈夫缝的那一针》则集成式地融合了数则流传已久的恐怖故事：“脖子上系绿丝带”，头颅最终掉落的女人、在土豆堆里看见脚指头的女孩、以及进入墓园探险被自己的刀钉住衣摆却误认为魂灵作祟被吓死的少女，并将它们改写收纳为一个“究极”恐怖故事。

不过，如果因为《派对恐惧症》对于流行文化式的美式恐怖如此贴近，进而质疑它的文学性，倒也可不必。事实上，若要向上追溯这种对流传已久的恐怖故事进行改写的文学形式的源流，其创始人正是写出了《焚舟纪》、《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的著名作家，同时也身为“创意写作”行当的奠基者之一的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安吉拉·卡特不仅教授出了石黑一雄这样的学生，同时也是一个在死后获得重视和神化的反主流作家。她独树一帜的风格，正是建立在对于那些流传已久的恐怖故事的改写之上。卡特最典型和最富盛名的短篇《染血之室》，即基于“蓝胡子”这一恐怖童话，从女性视角进行了颇有张力的转写。

这种转写，本身就意味文学性的诞生。“奇幻文学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作者所书写的故事必然与其他故事对话。”小说家凯利·林克(KellyLink)于北卡罗来纳学格林斯伯勒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Greens boro)攻读创意写作的艺术硕士期间，一直试图弄清故事是如何运作的，而安吉拉·卡特重新编排古老恐怖故事的方式给予了她极的启发。“从来没有吸血鬼，除了吸血鬼故事。我们唯有依赖这些古老的故事。”在林克看来，卡特笔下的文学“通过拥抱这些故事”并“改变他们”得以“蓬勃发展”，并获得了迷人的文学自觉性：“从某种意义上，这正是讲故事本身”。对于这位同样生长于创意写作体系的小说家而言，当她提笔写下自己的小说时，从卡特作品中所寻找到的这种“故事和其他故事如何对话”的方式成为了她作品的支撑，混合并摩擦着的“童话和心理现实”成为了“故事、结构和观点的引擎”。

马查多并不讳言“创意写作”的课程，以及安吉拉·卡特作品对她文学风格的塑造，承认她只是“走进了包括安吉拉·卡特在内的其他作家创造的文学类型领域的空间”。确实，马查多对于卡特的模仿，或者是继承和发扬是有目共睹的，她的《为丈夫缝的那一针》重写了“脖子上系绿丝带的女人”这一古老恐怖故事，而这个故事也曾被卡特改写过，也难怪许多评论家将她视为安吉拉·卡特的后继者。

但对于马查多而言，文学性之于恐怖故事的，也自有其一番解释。她认为自己是那种天然被恐怖故事吸引的作家，从小就热爱阅读恐怖故事。这是因为“非常焦虑和害怕”是她的天性，而这种天性让她“用生命中的分时间”在“刻意接近”那些让她感到害怕的事情。马查多将之形容为，把被蚊子咬过的发痒的腿位靠在汽车滚烫的保险杠上，这往往能立刻停止发痒。对她而言，“焦虑和害怕”就是她的“瘙痒”，而“让她感到恐惧的恐怖故事”就是“滚烫的保险杠”，她要用后者燃烧掉前者，或者，起码能让焦虑和害怕“停止起码一秒钟”。

等到马查多发现自己有能力写下属于自己的恐怖故事时，她开始认定自己是一名“恐怖作家”。她认为作家的职责是写下自己的兴趣所在，而恐怖是她最感兴趣的。她也意识到，就像恐怖为自己提供了缓解焦虑和害怕的空间一样，恐怖也可以为读者提供可以“冲进去”、进行文学性阅读的空间。“当你进入恐怖时，你就进入了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的焦虑、你自己的恐惧、你自己最黑暗的空间。”马查多曾在访谈中说道，“ 恐怖实际上是一种私密的、怪异的、可怕的东西，如果能写好，它就会瓦解你，改变观看者和读者。那会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是怎样的人，以及我们在个体层面和文化层面有何畏惧的信息。”

《派对恐惧症》

作者: ［美］卡门•玛丽亚•马查多

出版社: 世纪文景/上海出版社

 2021-5

疾病和“阁楼上的疯女人”

《派对恐惧症》中的故事，几乎都与疾病有关。

《清单》是一个“爱在瘟疫蔓延时”式的故事。故事的最初，无非是女主人公以“清单”形式草草记录下的和各色人等的身体的“爱之物语”。直至小说中段，在她和一段露水情缘一同享受早餐时，不安的瘟疫讯号才悄悄出现：“我们看着电视，眨眼间主播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清单，上面列了正在隔壁州蔓延的病毒的症状，就在北加州。主播重新出现，他反复表示飞机已经停飞，州界已被封锁，病毒已被隔离。”接下来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女主人公“发现了母亲的尸体”，“医生紧张地检查她的眼睛，想知道是否出现了早期病症”，她逃离到了隔壁州，最终成为了感染者，将自己流放到了小岛之上，独自看着“病毒在地平线上如日出般绽放开来”。

完全可以想象为什么中文版的编辑将《清单》改放在了第一篇，在这个新冠疫情已经蔓延了两年的世界，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关于“瘟疫”的最的恐惧在于它平静地撕裂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再也回不去昨日的世界。马查多在多年以前写下的这个“瘟疫”故事，精准如手术刀般地剖析出了这种对于流行疾病恐惧的内核。

《真女人不褪色》则关乎另一种似乎并不具有传染性的流行病——“透明症”，不明缘由地，女人们开始分批次变得透明。“没有人知道起因是什么，不是空气传染，也不是通过。导致这种现象的不是病毒或细菌，就算真的是，也是科学家找不出的那一种。一开始所有人都责怪时尚行业，借着怪千禧时代，接着到了最后，家开始怪水。可是水被检测过了，身体变透明的也不止千禧时代，而且让女人身体淡去，对时尚行业也没什么好处。难道你能把衣服穿在空气身上吗？倒也不是说他们没试过就是了。”马查多如是在《真女人不褪色》描述着人们对这一神秘疾病起因的揣测，因其无端，人们对其感恐怖，并试图为其找出能负责的“背锅侠”，然而失败了。

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疾病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在马查多的叙述中，这些查不出感染原由的褪色的女人最终被“判断”为“具有道德上的传染性”：电视新闻中，“那些权威专家彼此指责，夹在他们之间的主持人身影则在摄影棚的灯光中闪烁、摇摆不定。他们在讨论我们那些褪色的女人有多么不值得信任，这些女人无法被触碰，却仍屹立于地球表面，代表她们一定有什么尚未坦承的谎言；她们一定用某种方式欺骗了我们。”

马查多几乎在讲述一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恐怖”：往往被视为“隐性”和“不存在”的女性疾病。女作家爱丽丝·哈特里克（Alice Hattrick）在她的非虚构作品《不适感》（Ill Feelings）中分析道，由于缺乏对于慢性疲劳综合征这样传统女性疾病的研究，医疗文化将某些疾病定义为“隐形”和“神秘”的，并告知女性病人她们的疾病是“虚构”和“不存在”。哈特里克在包括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艾米莉·狄金森乃至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些女作家们所留下的包括日记和传记在内的材料中，找到了这种“隐形”疾病的可能存在和被她们的医生们所否认的证据。最令哈特里克震惊的是，即使是身为护理事业创始人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也被她的医生指控自己编造出了一种让她变得衰弱的疾病，而后世认为她相当有可能真的感染了慢性布鲁氏菌病。

紧接着，马查多在《派对恐惧症》中将她对于疾病和女性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深入到那些也关乎她自己的疾病。首先，是让马查多深受困扰的“肥胖”，“过度肥胖”被医生和社会视为“疾病”，她就曾沮丧地接受医生劝告要下定决心减轻体重。于是她写下了《八口》，一个关于缩胃手术的恐怖故事。这位决定接受缩胃手术的女叙述者拥有家族遗传性的肥胖，即使她的母亲是位每餐饭都能控制住自己只吃八口的纤细女子，而她和她的三个姐妹一样，无法控制住自己的食欲而变得相当笨重。她的姐妹们接受了缩胃手术，并向她炫耀式地声称这改变了她们的生活。但在她像她的姐妹们一样地通过手术获得了苗条的身材之后，她发现自己的家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存在——她最终认出，这是被她抛弃了的脂肪所构成的身体。她激烈地攻击这具身体，踢它、对它尖叫、并试图将其永远地锁住。当她死去时，她终于意识到了出于对自己的愤怒和厌恶，她一直在虐待自己的身体，最终说出了那句“对不起”。马查多在采访中直白地指出，这个故事的内核，是关于肥胖所引发的“对自己的残忍和愤怒”，这帮助她厘清了对自身的想法，起码在小说世界中，“胖女人可以获得对自己身体的权力”，即使是用一种“否认、愤怒和仇恨”的方式，来回应和激烈控诉社会赋予肥胖的“羞耻和内疚”。

另一种关乎她自己的“疾病”，则是被构建出来的女性“疾病”——“歇斯底里”。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写道，“权力有一套特殊的机制，其中就包括了对女人肉体的歇斯底里化，而母亲及其形象——神经质女人——便构成了歇斯底里化的最明显的形式。歇斯底里化是父权结构下的生命政治控制女性身体的。”在文学世界中，“歇斯底里”成为了某种具象化的怪物：阁楼中的疯女人。这来自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在她们于1979年出版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对《简爱》中被罗切斯特秘密锁在阁楼中的妻子的比喻。

在《驻村者》这篇关于创作的小说中，叙事者“C·M”成为了马查多自己的化身，“太脆弱、太不对劲、又太疯狂”，“带有青春期的创伤”，进入到一个名为“恶魔之喉”的偏僻的驻村地去当驻村作家。然而，她在那里的经历并不愉快：不断遇到的小动物的尸体，发作的高烧和梦游，和她相处并不融洽的其他驻村艺术家。故事的发生在一场创作者的聚会上，另一位驻村者批评她，她所写的小说不过是“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故事的变体，“过时、老套、并且疯狂”。但她在不久后回击了这位驻村者，“就算我想像疯女人一样隐居在自己的阁楼，那也是我的权利”。

“怪物”的恐怖来自于远离日常。马查多试图将“阁楼上的疯女人”去魅，通过将我们带进疯女人的阁楼，展示“疯女人”的经历，她的感情、思想和内在，让我们感受到“疯女人”正是我们其中的一员。叙事者之后选择将“驻村殖民者兼自己阁楼上的疯女人”刻在自己工作间的木牌之上，这是因为她已经知道，任何人能够在黑暗中真正面对自己的内心，都是不是疯狂或者可怕的，而是“幸运”的。

被需要的“恐怖”故事

美国社会始终需要恐怖故事，其中很一分由好莱坞制作成为恐怖电影，满足了更多的受众。

“恐怖电影是社会问题和社会关注的一种评论。”学者肯德尔·菲利普（Kendall Phillips）在他的著作《投射的恐惧：恐怖电影和美国文化》（Projected Fears :Horror Films and American Culture）中认为，恐怖电影对集体文化焦虑的刻画，是当今美国政治的重要组成分。当焦虑被在银幕上集中展示时，意味着观众被迫使面对这些焦虑，并不得不调换视角、用其他的方式来看待它们。菲利普指出，这有助于帮助人们“处理今天的社会问题”。所以，“当社会问题增多、社会文化受到干扰”所引起的社会焦虑情绪高涨时，“恐怖电影的观影人数就会激增”。这能解释为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面临着道德、经济、战争种种危机的颇为动荡美国社会中，恐怖电影第一次成为了主流的影片类型：1973年，反映宗教和道德焦虑的《驱魔人》历史性地让恐怖片成为了当年美国票房的电影。同时代的深受欢迎的恐怖电影杰作们无疑也是时代焦虑的产物，《活死人之夜》和《德州电锯狂》显然隐射了战争带来的人类自相残杀的暴力。

通过书写女性存在于精神或肉体上的“隐性”疾病相关的恐怖故事，马查多正在努力传达和言说现实世界中女性没被看见、没被理解的痛苦，而这正是如今美国社会所需要的恐怖故事之一种。这能帮助我们理解马查多在2017年出版《派对恐惧症》这一处女作时，为何能够受欢迎、并入围了美国图书奖决赛圈。

这一年，正是恐怖电影的票房收入达到有史以来的7.33亿美元的“奇迹之年”，《纽约时报》兴奋地将其称为“恐怖史上最的一年”。《逃出绝命镇》（getout）是带领了这“奇迹之年”的最重要的恐怖片：这讲述年轻黑人从拥有重重秘密的白人女友家逃出生天的小成本恐怖本，最终拥有了高达2.55亿美元的票房，并且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并且，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正如上世纪70年代那般，2017年美国极其突出的社会问题，让人们变得极度需要恐怖片。《逃出绝命镇》的导演乔丹·皮尔（Jordan Peele）将自己电影直接定义为“社会恐怖片”，认为自己有意为之地反映了美国“后种族主义”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没有比《逃出绝命镇》更能把握住正确时机的案例了。它在进行政治对话的正确时间出现，就像热刀切入了黄油。”评论家哈莉·福奇（Haleigh Foutch）指出，从特朗普带来的政治麻烦到极右主义者引发的种族恐怖事件，让“2017年总体上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创伤最严重、最不和谐的年份之一”。她将2017年和上世纪70年代的动荡程度相提并论，因此，2017年会同样成为“美国恐怖历史上最富有成果、最决定性的时期之一”。

但2017年和上世纪70年代最的不同，是“女性”议题在作为美国#MeToo运动元年的这一年，成为了重要和迫切的社会问题。也因此，独属于女性的恐怖故事，被迫切地需要。#MeToo标签最初得以在美国的社交网络上疯狂蔓延，也正是因为发起了一场女性纷纷倾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关于扰和侵犯的“恐怖故事”的“女巫集会”。而当年最为现象级的短篇小说“猫人”（catperson），讲了一个关于年轻女性如何在浪漫关系中节节遭到冒犯乃至羞辱的现实主义恐怖故事，正如《西洋月刊》所概括的，成为了“#MeToo运动最新的文学衍生物”。

这或是马查多的《为丈夫缝的那一针》成为了《派对恐惧症》中在互联网中流传最广的短篇的原因。和“猫人”一样，它同样描述了男性所构成的威胁如何慢慢蔓延到女性身上、最终形成了压倒性恐惧。在漫长的婚姻中，丈夫对于妻子那根绑在脖子上的绿丝带的迷恋，由试探性地触摸发展到粗暴地拽取，而当他最终取下妻子的那根绿丝带时，妻子的头颅应声而落，这似乎说明，“女人无法在婚姻中保留最微小的秘密”。马查多的魅力之笔，将女性所面临的无形的恐惧神奇地具象化了，这正是她所讲述的女性“恐怖故事”被需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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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卡门·玛丽亚·马查多 安吉拉·卡特 派对恐惧症 作家 文学 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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