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知名学者五百封中国“金智英”的来信：“在她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药理学

《82年生的金智英》的主人公金智英从上小学到结婚生子，张安中曾为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学上海医学院）教授，经历过校园男女生不公平对待、、母职惩罚等一系列结构性困境。该书出版后在韩国引发热烈反响，是药理学会表彰的“对药物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药理学家”之一。她指导的多位研究生，并成为亚洲现象级畅销书。图为改编自该书的同名电影剧照。（资料图/图）

两年前，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82年生的金智英》中文版出版，其中包括首都医科学校长饶毅、与屠呦呦同获国际传统医学奖的复旦学教授夏萤等。张安中（左一）与女儿陈冲。据复旦学上海医学院资料，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当时，张安中是我国药理学奠基人、著名药理学家、药理学一级教授张昌绍长女。1941年，责任编辑任菲在正文最后一页空白处，上海遭到日军侵占，留下过一个邮箱地址，正在美国哈佛学进修的张昌绍怀着报国的强烈愿望归国，向读者征集来信。

这是受日文版《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方筑摩书房的启发，任教于内迁重庆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后者也曾采用类似形式，张安中也随父亲在重庆生活，寻找“日本金智英”。《82年生的金智英》是韩国作家赵南柱的一虚构文学作品，直至1946年，1982年出生的韩国女性中，最常取的名字就是“金智英”。

这个描述1982年生的女性如何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又如何为了育儿离开职场，却受到轻视失去自己的故事，在全亚洲乃至欧美引发现象级讨论。孔刘和郑有美主演的同名电影上映后，金智英这个名字，一度成为东亚社会的性别泥沼中，挥之不去的女性困境的代名词。

任菲预感，这本书会在读者心中激起涟漪和回响，但她期待知晓更多版本的细节。因此她写道：如果有人对金智英的经历产生共鸣，可以用“××年生的××”为格式署名，讲述自己的故事。

书上市后的第一周，有一天，任菲随手打开邮箱，已有七八封邮件躺在收件箱里。两年来，编辑陆续收到了五百多封信件。信的主人来自全国各地，从70后到00后，有男有女。

几乎每个人都按照原文的要求，以“某某年生的某某”为格式署名。有人发来长长的邮件，也有人挑选了信纸，写下字迹工整娟秀的手写信。信的开头，有人亲切地称呼收信人为“智英姐”，也有人说，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知道这些事的人。

五百多封信件，包含了一个女性从出生到成为母亲后，在原生家庭、学校、职场、婚姻、社会中，可能遭遇的所有结构性困境，它们琐碎又具体，像密密麻麻编织的网。

2007年生的阿殿，用了三张信纸，分别写下自己、母亲和奶奶三代女性的故事。2000年的梓涵出生在潮汕，每月要去宗庙里“拜老爷”。爷爷给她起的第一个名字也叫智英。妈妈嫌太普通，改为“梓涵”这个名字。“你知道吗，我有次去医院，挂号的时候我看到四个与我同名的人。”

1982年出生的赵娜说，读完《82年生的金智英》，仿佛读了一遍自己的人生。文字展露出执笔人对生活令人惊异的细腻观察。1985年生的高玲玲，是英语老师，有一个8月的女儿。因为疫情，她带着孩子在父母家居住了数月。同是退休工人，母亲独自承包了几乎所有家务劳动——她甚至一个人蹲在地上，把地砖间隙的金线一条条擦亮。

收信过程中，任菲有一个模糊而粗浅的印象：寄信人多是来自二线以下城市，甚至更偏远的小城，他和她们，或许才是对金智英的故事感触更深的人群。“因为我觉得有机会进入一线城市，尤其是成了白领的这些女性，相对而言属于偏精英群体，或者有些在一线城市土生土长的人。因为都市里的性别观念相对而言好一点，家可能没有那么深的体会。”

《82年生的金智英》刚引进时，一种说法是——女性地位比韩国女性高得多，其中一项重要指标是，女性就业率显著高于同处东亚文化圈的韩国和日本。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位列全球第55位，与分发达和型经济体相比都处于高位。

但评判女性地位高低，并非只有经济收入这样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何况这可能意味着更多女性需要在家庭和事业中寻求平衡。幅员辽阔，这一封封信件，或浅或深地勾勒出一幅基层性别图景。

有的读者来自性别观念落后的地区，很好的朋友是被丢弃的女婴，也有女性因为已婚未育，面临职场的残酷淘汰，“在一个小圈子里，尤其是相对精英一点的群体，女性地位确实是高的，但你要是把视野放，我觉得不是这样。”任菲说。

“她说得高兴，我听得心酸”

1982年，赵娜出生在河南农村，在郑州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疫情以来，赵娜成了二孩妈妈，停薪留职在家。和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进行得不太容易，她少有腾得出手的时间。

赵娜是在手机阅读软件中无意发现这本书的。小时候，她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从这种家庭结构来看，可以确定生活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中”。

从记事起，三姐妹就下地干农活，拔草、锄地、割小麦，母亲现在常说她们小时候乖，两三岁就会自己照顾自己了，够不到床就搬个小板凳，自己爬睡觉，“她说得高兴，我听得心酸”。村里人没有生男孩儿，会抬不起头来。弟弟出生后，父母便再苦再累也充满希望。

一些女儿们的出生，并没有伴随祝福和喜悦。1986年，阿雯出生那天，父亲在工厂上夜班，身高1米54，个头娇小的母亲难产生下她，奶奶看到是个女儿，落下几句场面话就走了。2002年生的章枳雁说，村子里只有生了男孩儿，才会放庆祝，预示着后继有人。这仿佛告诉那些生了女孩的家庭，他们后继无人。2005年生的苏梓卿，弟弟出生后，原本对她很好的母亲关心渐少，取而代之的是这么一句话——“你长了，可以照顾好自己了”。她被父母不分青红皂白打骂，“甚至差点从五楼直接把我抱起来扔下去”。

1998年生的徐媛媛原以为男女的差别只在于头发长短，直到16岁那年，爷爷去世，她开始感受到自己和弟弟的不同。她写道，作为长孙女，她的白色丧服上，有一点点亮眼的红色。但邻居老姨给她套上缝制的粗糙丧服后，一边强硬转过她的身子，一边鼻子一哼：“长孙女有什么用？还不是缺个把子！”

送葬时，引路举引魂幡的需是家族的长子长孙，因为她是女孩，改抱了二叔家的弟弟去。弟弟的脸，因为惊恐而哭花了，“小小年纪的他只觉得场面得吓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也是一件对人来说‘荣耀’的事”。

赵娜在成长中更多是被忽视，“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2012年生下头胎后，她和婆婆关系不算好。下班晚了一小时，她还在路上，婆婆就打电话催促，你怎么还不回家。她周末会带孩子吃披萨，如果他发烧不舒服，即使是一个月前吃的，婆婆也会归因于此，“过了半年还会说”。

结婚生子后，她不会在老公面前撒娇，能自己做的绝不假手于人，因此活得疲惫。但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一件小事。小学三年级的一个雨天，身高1米8，高高瘦瘦的父亲，身披雨衣，突然出现在校门口。

因为生计，父亲很少出现在家中，她从学前班起就自己上下学，那是父亲第一次来接她放学。那天父亲背着她，走在雨中泥泞的路上，平日里一起上下学的两个女孩，蹦蹦跳跳围在两边。村里的女孩多境遇相似，同班一个女生，家里是五个女儿。她从父亲的肩上俯瞰，觉得同伴们有些羡慕。

在充满爱的家庭，这是很寻常的事。但那是上学以来，赵娜唯一一次感受到，“有爸爸的肩膀可以依靠着，是很幸福的事”。她快40岁了，想到当时的画面依然会哭。

赵南柱毕业于梨花女子学社会学系，曾担任《PD手册》《不满ZERO》《Live今日早晨》等时事类节目编剧十余年，有充沛的社会表达热情，《82年生的金智英》则是受到2014年底韩国发生的“妈虫”事件触动所写，书中细节全来自真实素材。

在，这本书受到的诟病也是，写得很像社会新闻乱炖，欠缺文学性。但任菲认为需要补充一个作者在接受采访时的信息——她是刻意将金智英塑造为一个女性的符号。“她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概念，她特意模糊了这个界限，就是希望能让最广阔的人群都在她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密不透风的网

任菲发现寄来的信中，少有像刘小样那样跌宕起伏的故事。他们多是普通人，生活没有戏剧性，只不过是遭遇了一些“类似金智英”的经历，但这些细节组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又像是时时提示出我们的社会中，对女性无处不在的陷阱。

金智英在公交车上遭遇过猥琐男。2007年生的阿殿说，她以前听说过猥亵少女的事，但没想到12岁那年，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天是青年节，她拿着书本，趴在图书馆二楼的窗边，看窗外一棵枝干舒展的树，它刚长出新叶，嫩嫩绿绿。这时，一个男性将身体贴到了她身后，她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将左手，伸向了她的左胸。

阿殿猛地推开他，找机会悄悄告诉了图书管理员。报警之后，警察调取监控，因为“情节轻微”，男子被拘留了12天。阿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男子有点胖，戴眼镜，看上去憨厚，像她的数学老师。

事发之前，因为图书馆人少，她还看见他将一本类似绘本的书，挡在裤子前，“中年人一般看科技文学之类的书”，那本书花花绿绿的，跟他年龄并不相符，“一看就是随便拿的一本方便挡”。

让阿殿想不通的是，自己穿黑色长袖卫衣，衣服上是阿童木卡通图案，长裤，留极短的头发，“我不漂亮”，依然成为被选择的猎物。

1994年生的吴晓晓在信里写：研究生毕业，海归，毕业之后来到这家公司，不到两个月，总裁叫她出去应酬，陪甲方吃饭，“个个年纪都可以当我爸的油腻的中年叔，强逼着我敬酒、喝酒，看你一口干掉露出满意的、猥琐的微笑”，当你拒绝时，紧皱眉头，露出难以置信的、不满意的神情。压垮她的是从洗手间出来碰到甲方领导。

“哪年的？”“1994年的。”“哦，我女儿比你两岁，本科毕业好几年了。”领导问完后，又继续回到包房，唱歌、喝酒。

“更可笑的是，后来在机缘巧合下，我认识了这位叔的女儿，提到之前的那次酒，她问我：‘我爸怎么样？你觉得从同事的角度来看，他人怎么样？’我想了很久说：‘挺好。’”吴晓晓写道。

阿雯在上海一家公司做HR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她庆幸为保护女职工出台了相当多政策，但一些时候，她感到政策在现实中成了双刃剑。几乎每次HR政策培训，都会被无数次提醒招聘女职工的潜在风险。阿雯自己也因为32岁，已婚未育，换工作后听新任领导坦白说，“这是他当初比较纠结的一个点”。

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阿雯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你刚刚录用，她怀孕，马上休产假，而当产假结束，随着二孩三孩政策出来以后，招进来一个人，几乎没有对公司做出生产力的贡献，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虽然有的招聘简章要求不允许向求职者询问婚育状况，但HR培训时，对于面试技巧有针对性策略。

“不能直接问，你可以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想办法掌握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比如有没有怀孕，有些隐性的（表现），可能某些体检项目她是不能做的。我明面上不写仅限男性，但企业还是有权力不录用这样一个女性，最后回绝的理由都很标准，就是我们觉得不合适，但他也不告诉你哪里不合适。”阿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2年生的王若瑾，初中被学欺负了一年多。先是写作业时，抢走她的文具袋，顺着窗户扔到走廊，后来是抢眼镜，她六百多度近视，眯着眼慢慢走向他们，像被雾蒙了眼睛，“看他们像看小丑一样嘲笑我”。她被绊倒，挨打。谢师宴那天，一个男生送她回家，在小区门口告诉她，当年欺负她的那些男生，是因为“喜欢她”。

她在信里引用了金智英原文的话：“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不是应该更温柔体贴吗？不论是朋友、家人，还是家里养的猫猫狗狗，都应当如此。”

“发出我们的声音吧”

王子泰和段斌，是两位男性寄信人。

王子泰2005年生，是北京学附属中学的一名学生。他在信上写，是在上核心课“世界与我”时学了《82年生的金智英》。他的笔触青涩，像中学生写的读后感。读前，他看这本书的封面和介绍，认为只是一本普普通通、只重视故事情节发展的娱乐性小说。读后，他发现这是一个关于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地位的故事。

他对社会的认知改变了。“有时候，男性骂人也常常是针对别人的老婆、妈妈、奶奶来说一些不好的词。在我们男性眼里，这可能是一些再正常不过的骂人词汇，而对一个女性来说，会觉得我们在侮辱她，而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分女性，在听到这些词的时候，也只能默默地在心里生气。”

1979年生的段斌显得更有生活阅历。他是中某二线城市的公务员，这本字数不算多的书，两个小时可以看完，但他仍旧翻来覆去看了三天。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共鸣，与他初为人父有关。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过去对女性主义了解甚少，但和妻子备孕、怀孕、生产这走来，尤其是经历过指导同房、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他对女性有了全新的了解。

妻子生产时，段斌在产房陪产。让他印象最深的，除了冰冷的手术钳，还有夫冰冷的指令。“他们是经常做这个事，不可能很温柔地呵护你，用的都是职业用语。”但段斌承认，虽然自诩女性主义者，但他不能完全感同身受妻子的痛苦。

“我所考虑的只是作为人所应当平等享有的权利、共同承担的责任，而非这是的、那是女人做的，男人不能做、女人做不了这样的观念。社会存在的因素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个体组成家庭，家庭形成据点，据点形成城市，城市构成区域，区域组成整体。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独立的责任和义务，将这些形成自身基础的自律和意识，这会让自己逐渐看到何为平等。”段斌写道。

徐媛媛在信里写，有一次下雨，她和家人湿漉漉地回家。帮奶奶换好了干净衣服，烫完脚后，她开始烫脚，除去一身的寒气。奶奶突然声音洪亮地说：“让你弟弟也洗洗脚，你把他袜子洗了。”像是在聊“今天的雨好”一样自然。

徐媛媛不悦地说：“他长了，洗脚洗袜子他自己就可以了。”奶奶微微叹了口气，说：“你要不给洗，那就我洗吧。”“他们的苦肉计用得十分到位，我立马觉得是自己太过懒惰，让奶奶再起身去做就太不孝顺了，忙应承着说，我来我来，您躺着吧。”

任菲原本计划将这些信件，做一个小型的展览，在立体空间中展出，因为疫情未能成行。它们最终被一分选出，收录进了一本小册子中。收录的第一封信来自2000年生的温酽，她的最后一句话写道：“就像反对按学号排队的柳娜，为女儿们争取房间的吴美淑，公开的姜惠秀那样，发出我们的声音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阿雯、阿殿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标签：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 任菲 赵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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