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奋斗之歌顾工与顾城：这对诗人父子的悲剧，折射出中国家庭教育的两大隐患描绘时

诗人顾城杀妻自杀那年，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他的父亲顾工年已65岁，涌现出无数感人至深的先锋模范，儿子的死让他的老年蒙上了一层抹不去的阴影。

顾工也是诗人，值得铭记与弘扬。为此，诗人都是有个性的，文艺副刊地版自2021年3月始，他自然也有他的执拗，陆续开设专栏，他的执拗之一是：他不能接受自己引以为傲的儿子最终成为了一个凶手。

因为，组织作家深入采访、精心写作，这意味着：他将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顾工最悲愤的一次，以纪实散文与报告文学等不同形式，是在看到一篇小报报道时，讲述人的奋斗故事，这篇文章里，展现人的崇高追求，媒体说他曾经和儿子顾城扭打在一起。他看到这个报道后几乎跳起来道：

“胡说，彰显人为谋幸福、为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不打他的，我唯一一次打他是因为他不肯上幼儿园，我也只打了他一下！”

顾工说得是实情，他如他自己所说，在教育上从来对儿子奉行“不打不骂”的原则。

那次发怒后不久，怒气消散之后，顾工心里有深深的悲凉，他意识到：不论自己怎样辩驳，都无法改变“他在教育儿子上有问题”的事实。他意识到：不打不骂，并不能代表教育就没有问题。

用顾城的结去倒推“顾工对儿子的教育一定有问题”，显然不全对。但客观看，在与儿子的相处中，顾工确实曾经有过遗憾。

顾工对儿子教育的最遗憾是：他在儿子幼年时，对他的陪伴太少了。但这种遗憾，似乎是注定的。

顾城出生在1956年秋天，他本可以晚些出生，可因为产科医生怕产妇和婴儿出意外，他们最终选择了让顾城匆促提前降临。

心理学认为：剖腹产的孩子比顺产孩子更容易有各种情绪，也更容易缺爱，因为他们毕竟是在没准备的情况下被生拉硬拽出来。

原本，剖腹产孩子若在降生后得到很好的抚慰，他们因剖腹产而有的安全感的缺失等等会好很多，可顾城出生时却没有那个条件。

他出生那年，他的姐姐顾乡尚需要人照顾，而父亲恰恰又极其忙碌，所以，他几乎没有时间陪他。

顾工全家福

顾工同那个年代的多数诗人一样，他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他每天要上下班。他还得经常出差、要“四清”、要去干校。

所以，儿子住院时，他竟没法赶回来陪伴。

顾城太需要父亲母亲的全身心陪伴了，对于孩子而言，此时：陪伴即使爱！童年时的这种爱的缺失，对他的一生都有着极的影响。这概也是婚后，他对妻子谢烨极其依赖的原因了。

后来缺爱的顾城，并不具备爱的能力，所以，他在感情上总是不断索取爱，而不是去付出爱。他甚至会因为儿子小木耳的降临，而对儿子生了杀心，只因为他觉得：儿子抢走了妻子本应该给予她的爱。

童年缺爱的孩子往往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幼年时便会开始暴露。很快，顾工发现了孩子的问题：他对幼儿园极其排斥，仿佛那是监牢、羊圈一般的存在。他也不喜欢学校，那种45分钟想算数，45分钟想语文的生活，他恨透了。

幼年时，他因为受动物学家、作家法布尔的启迪，而爱上了昆虫，爱上了自然。他对北京城市的空间很抵触，他甚至觉得这里让他有些透不过气。

顾城8岁时，开始有更多时间陪伴儿子的顾工才慢慢了解他的儿子。他发现，儿子的注意力总是在自然和动物尤其昆虫身上，他很少把眼光聚焦在人类身上。

凭着身为诗人的敏锐洞察力，顾工发现了儿子身上异于常人的特质：他极其敏感。而让顾工察觉到儿子之敏感特质的，是他那双深邃且经常发光的瞳仁。

顾工发现，儿子的眼睛似乎会说话，它总带着几分忧愁，这忧愁甚至能感染到顾工。顾工还发现，儿子爱上了诗，他甚至自己作诗。

每天从西直门放学回家，顾城都会沿着曲折的楼梯、长窄的甬道奔跑着推开房门，见到父亲后，他便会口喘着气将自己的诗背给父亲听。顾工于是听到了塔松和雨珠的故事，云朵和土地的对话，瓢虫和蚂蚁的私语……

顾工当然会对儿子的创作表示鼓励，何况，他的这些奇思妙想，真的很有意思。

背完诗以后，顾城当然不会同别的孩子一样去看书、写作业。他转身便又去找那些小动物了，有时他找的是雨云下忙着搬家的蚂蚁，有时他找的又是护城河里游动的蝌蚪和鱼苗，当然，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也是他会凝视的对象。

蚂蚁、蝌蚪、燕子，这些小生灵总能那么轻易引起他的注意，而与之相比更加硕的人类，却总被他的眼睛选择性略过。

顾工并没有察觉到儿子的注意力有什么问题，他想：这些小生灵总是更能激发创作欲望，总也是好的。

12岁那年，顾工因为政治原因被下放到了山东队农村。那天，他们是被一辆破旧的卡车载走的，随他们全家一起被载走的，还有他们被抄家后残余的家具。

走时，顾工眼里满是忧虑，而儿子顾城的眼里却写满了各种期待。

当时顾工一家住的是一间泥做的砖坯建造的房子，冬天，这里没有取暖燃料，夏天，这里没有降温设施。一场雨后，泥屋子的一面墙还坍塌了。

这样的生活环境无疑让顾工一家备受煎熬，可对于天生不喜欢热闹的顾城而言，这里恰是他的“如鱼得水”。在这里，他可以更多地亲近自然，他也不需要固定进学堂上课。他恍惚觉得他们的下放地渤海湾是生命、是诗，是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就连对普通人而言是负累的养猪，在顾城的眼里也是一件乐趣无穷的事。他每天和父亲一起拌猪饲料、烧猪食，然后，他将热腾腾的猪食倒进猪槽。

顾城很喜欢看猪疯狂抢食的画面，一群饥饿到发疯的猪争食，那景象，真的太让人激奋了。

顾城还给每头猪都取了一个名字，只是，这些名字都听起来有些奇怪：“老病号”“老祖宗”、“饿死鬼”……

顾城后来甚至还会和猪说话，顾工见了却也并不奇怪，只当那是孩子的玩乐。

农村的生活几乎把顾城的人生点亮了，当他完全融入到自然里时，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在。他爱幻想的天性，在自然里被进一步激发。

顾城与羊合影

当顾城躺在荒地的星空下时，他恍惚土地在和他诉说，树和草在摇曳着和他打招呼，而潍河的水，则在为他歌唱、为他哭泣……

顾城更加频繁地作诗，顾工也在这期间察觉到了儿子在诗文上的天赋。他和全天下渴望子女成才的父亲一样，开始想尽各种办法进一步培养儿子。

只是，相比那些逼迫孩子看书学的父亲，顾工更多的时候是在启发顾城。顾工对儿子的注意力几乎全在怎么发掘他的天分上，其他方面他很少管顾。

十几岁的孩子，尤其没法继续上学的孩子，通常需要被培养生活技能，以及与社会相处的能力。而与社会相处的能力中，人际交往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可这些，全不在顾工的考虑范围之内，哪怕他早已意识到儿子在人际交往上的欠缺。

当时的顾城和小时候一样，非常讨厌与往。幼儿园时，他总是一个人玩儿，所以姐姐顾乡每次去接他，从来不在人堆里找他，她知道，他一定在某个没人的地方低头玩蚂蚁一类。

上学时，顾城更不喜欢和人相处了，他总觉得他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跟着父亲到山东农村后，他也从来不和当地的任何人往来，所以，他甚至不知道如何与人打招呼。

在与家人的相处上，顾城也非常任性，他极少和他们真正聊天，若非万不得已，他可以整日整日不和他们说一句话。

顾城和父亲顾工的交流，只在作诗时显得格外融洽。

有一次，父子俩一起在土灶烧猪食时，正借着灶火闪烁不定的火光翻看唐诗的顾城突然抬头道：“爸爸，我和你对诗好吗?你有首诗叫《黄浦江畔》，我想对首《渤海滩头》，你昨天写了一首叫《沼泽里的鱼》，我想对首《中弹的雁》……”

顾工看着儿子那双有星云流动的眼，竟生出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感动。随即，他便真的和儿子对起诗来了。

顾工与顾城、顾乡

父子俩每作完一首诗便投进火里烧掉，就是那一次，顾城竟脱口说出了那句：“火焰是我们诗歌唯一的读者”。

有了这一次后，父子俩就经常一起在土灶边对诗了。

在父亲的影响下， 顾城对作诗的兴趣越来越。以至于后来，他竟连躺在床上也在琢磨如何写诗。

五年后，顾城重回北京，此时的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帅小伙了，他的个头也已经比父亲高了。可因为缺少正常人际交往和社会历练，他的心智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熟。

五年间，顾城创作了很多诗歌，其中，《无名的小花》是他在此间正式创作的第一个诗集，他甚至还创作了一册格律体诗歌，名叫《白云梦》。

可以说，顾城此时已经成长成了一个诗人，可当时并没有职业诗人，那时的诗人多半有正职，顾城父亲顾工就曾一直担任总后勤政治文创作员。所以，顾城不得不面对进入社会的问题。

1974年，顾城在街道服务系统找了个拉锯的固定生活，但他也经常干壮工、杂工的工作。

这些工作都是纯卖力气的活计，有时，他得挖出深埋地下一米多处的巨树烂木，有时，他得爬上十六米高的厂房刮屋顶的铁锈，有时，他还得盖一块塑料布睡在十月夜晚的草地上值班……

做这些工作时的顾城，依旧不喜欢和人说话，顾工了解到相关却也并不勉强，他只觉得：儿子多少有些清高。

青年顾城

因为回到北京的日子对顾城来说实在苦闷，他便将更多地时间精力用在了阅读上。他疯狂迷上了读书，不论是哲学的、心理的还是政治经济学的，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书，他都会拿来读。庄子、屈原、安徒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著作，也是他经常读的。

除了读书外，顾城还有一个排解苦闷的法子：绘画。

顾城写写画画通常都在午睡或者黎明没来时，他在这个时候创造力惊人。至于夜晚，那也是他创作的黄金时间。

顾工当然发现了儿子顾城的变化，他甚至还在他睡的墙头看到了他信笔涂的诗，偶尔，他的墙头还会出现许多用漫画笔法画的小人小狗小猪.....

原来，顾城写诗有个惯，他不喜欢趴在桌案上写，他喜欢躺着构思，他似乎更容易在睡觉的时候创作。所以，他的枕边总放着小本子、圆珠笔，每次灵感来了，他就信笔把脑子里的形影、景象、演绎等等组合成词汇，他还会迅速摸笔把他们涂记下来。

顾工自己是诗人，他一眼便看出了儿子床边墙头的“猫腻”，自然，他对这件事情也是鼓励的。说来，顾城后来成为诗人，绝离不开父亲的影响。

创作多了之后，顾城便自然而然地开始投稿。他投稿非常任性，他从来不研究每个刊物的用稿标准，他也不会征求父亲的意见，他只把小小刊物的名字事先写好信封，然后，用的时候，就取出来按顺序将诗稿装袋。

顾城的这些投稿信封，顾工见过几次，他惊讶地发现，信封上标注的很多地方刊物，他竟然听都没听过，尤其湖北的《九宫山》、福建的《水仙花》、四川的《巴山文艺》等等。

做工同时不断创作的结果是，顾城近乎奇迹般地等来了机会。

做工期间，顾城当过两次借用编辑，一次是在《体育报》编诗，一次是在《电影》搞美工。

写诗和绘画都是顾城最喜欢且擅长的，两个地方都想留下他，可因为他此时有一份工作，所以，两家单位都没法留他。

但因为此前投稿被发表的缘故，顾城在1977年发表了诗作《蒲公英》，这首小诗一经发表立马引发了诗歌界的强烈反响和巨争论。顾城也迅速成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诗人，他的名气开始显现。

1979年7月，在上海至北京的火车上，顾城结识了谢烨，对姑娘动心后，他追求她的方式非常另类。为了追到这个姑娘，顾城竟做了个木箱子每日睡在谢家门口。

这种能让普通人吓坏的另类追求方式，竟然最终让顾城抱得了美人归。这种种，也着实让父亲顾工吃了一惊。

顾城与谢烨

实际上，谢烨选择接受顾城是情理之中，谢烨是一个单亲家庭长的女孩，她一直和母亲、弟弟相依为命。因为缺乏父爱，她极度渴望来自异性的爱。顾城的近乎疯狂的追求，让她的渴望得到了极满足。

也正是在这一年，顾工和儿子顾城之间因为诗文创作爆发了一次激烈讨论。

父子俩激烈讨论的背景是：顾城一首写嘉陵江的诗作，引发了极争议。在这首诗里，顾城在描述嘉陵江时写到：

“崩溃停止了，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戴孝的帆船，缓缓走过，展开了暗黄的尸布……”

与嘉陵江有关的这首诗作是顾工带着顾城一同游长江时写下的，顾工途经此地时，想到的是自己军旅生涯的种种，他也将白公馆、渣滓洞的横尸累累、硝烟缭绕告诉了儿子，他多少想将儿子的思维纳入自己的思绪轨道。

可顾城最终写出的诗作却让顾工震惊了，他实在不明白，在儿子的意识里：为什么江边高垒的巨石，他不想象成天鹅蛋，而要想象成头颅？

他当即就带着极的情绪质问儿子：“你是用什么样的眼睛观察生活？”“你写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诗是美学，还是丑学？”

顾城面对父亲的质问立马进行了反击，他说：

“我是用我的眼睛，人的眼睛来看，来观察。”“我所感觉的世界，在艺术的范畴内，要比物质的表象更真实。艺术的感觉，不是皮尺，不是光谱分析仪，更不是带镁光的镜头。”“我不是在意识世界，而是在意识人、人类在世界上的存在和价值。”

说完后，他还激动地对以顾工为代表的老一辈诗人进行了抨击，他说：

“表现世界的目的，是表现‘我’。你们那一代有时也写‘我’，但总把‘我’写成‘铺路的石子’、‘齿轮’、‘螺丝钉’。这个‘我’，是人吗？不，只是机械！”“只有‘自我’的加入，‘自我’对生命异化的抗争，对世界的改造，才能产生艺术，产生浩瀚的流派，产生美的行星和银河……”

顾城把这席话说完时，他父亲顾工的脸红一块、白一块，顾工意识到自己说不过儿子，他此时才发现：他在诗文创作上，和儿子不在一个世界。

顾工还悲哀地意识到：和他讨论诗文时，他并不把他当成父亲，他把他当成一个群体。

那晚上，顾工一整晚没有睡着。他看了儿子那篇诗作后反应那么，其实并非因为诗文本身，他那样质问儿子，是因为他经由那个诗文感受到了恐惧。他第一次意识到：儿子的心理可能存在很的问题。

人都说，诗文是内心的映照。通过儿子顾城的诗文，通过他诗作中充斥着的无数象征死亡的意象，如“尸布”、“灵车”等等，这让他觉得：儿子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对死亡的极兴趣。

顾工知道：人在幼年时期多半会对死亡等等有极的兴趣，所以，很多的童话，如安徒生的《最后的珠子》等，都会充斥着各种关于死亡的相关。

人类幼年对死亡的兴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慢慢减弱，可他的已成年的儿子，对死亡的兴趣还一如他幼年时。这个发现，让顾工有了不详的预感。

顾工想起，自己幼年时也曾经对死亡感兴趣，所以，他们总是玩装死的游戏。可成年后，他对生命有了真正的认识，取而代之的，是他对生命的敬畏（尊重）。

顾工知道：只有敬畏（尊重）生命的人，才能担负起生为人的种种责任。可眼下，他的儿子却没有这种对生命的最基本尊重。

思来想去后，顾工还意识到一个可怕的问题：他儿子顾城的心智还停留在孩子阶段。

右一戴帽者为顾城

也因为长“未成人”，儿子在诗文创作上是有极的阻碍的，这个阻碍的根源，在于责任。孩子是不会谈责任的，他们只会去表达自我，去索取。

顾工的诗作，如《我站在铁索桥上》等，总是尽可能地和人、社会、政治等等去融合，这是他对家国等等的责任的体现，可儿子的诗作却执着在“自我”。

顾工代表的老一辈诗人都认为：诗歌的意义在于启发和影响，可顾城却认为诗歌的意义在于表达自我。后来的顾工在万般无奈之下，将儿子的诗文寄给了自己的诗人同行，他们给顾工的回信是：

“他的诗作还是很有诗人的感觉，就是需要好好引导。”

看到这儿，顾工便知道，他们的观点和他一致。

与父亲激烈争辩后，顾城更加力地投入创作了。期间，高产的他名气也越来越。

1980年，因为所在单位解体，顾城处于待业状态，也是从此时起，能约束顾城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少了。这样的结，是顾工最担心的。

1983年8月15日，27岁的顾城与25岁的谢烨结婚。顾工在此间松了一口气，他想着：进入婚姻，有了孩子，或许一切都会有所改变了。

但一切却并没有如顾工所愿，顾城的问题在婚后开始更多地被显现出来。

婚后的顾城对谢烨极其依赖，他甚至把谢烨当成了母亲，他在她面前极其任性。平日里，谢烨只要离开他一下，他就会发脾气。他不让谢烨继续电的学，也不让她从事任何工作。她的母亲谢小娥表达反对意见时，顾城什么也没说，直接将一碗面条盖在了她的头上。

顾城与谢烨

这种种，身为父亲的顾工自然是知情的。自己的儿子虽然已经是知名诗人，且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可他的心智还是一个孩子，这种种，顾工心知肚明。

顾工开始安慰自己：或许，儿子真是世人所说的“天才诗人”，天才总是有些特别，他的任性、没有自理能力、过分依赖等，或许是必然的。

到此时，顾工依旧没有反思自己的教育，他并不想承认：儿子的问题，与自己有莫的关系。

回头看顾工和顾城两父子，幼年时，他对儿子的陪伴缺失导致他缺爱。后来，儿子一些之后，他更加注重将儿子“培养成才”，而忽略了最基本的“身心健康”。发现儿子的天分后，他太想儿子成才了，以至于，他忽略了一些最基本的引导。

悲剧终于还是发生了。

与谢烨结婚四年后，已经名满天下的顾城依然决定隐居新西兰激流岛。之后，顾工要知道儿子的境况便多少只能依靠女儿顾乡了。

通过顾乡，顾工知道：儿子想在岛上建一个女儿国，他甚至还把一个叫英儿的女作家也接到家里与他们同住。为了更好地建立理想女儿国（不能有其他男人），顾城将自己唯一的儿子小木耳送给当地毛利人抚养了。

听到这些消息，顾工心里真是五味杂陈，他知道儿子任性，可他并未想到：他竟会如此地完全不顾任何。

可此时，顾工毕竟不在新西兰，他听到这些消息后也只得长叹一口气嘱咐女儿道：“你得空帮忙照看一下小木耳，哎！”

顾城一直生活在童话里，他想要的生活是：英儿和谢烨完全只有他一个人，英儿负责和他一起创作，玩乐，谢烨负责他们的生活。

年轻时的英儿

顾城毕竟心智没有成熟，他对人性完全不了解，他并不知道：谢烨和英儿都是有想法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就不满顾城把小木耳送人的谢烨开始策划逃离，丈夫出轨后，她也在寂寞中悄悄有了自己的情人。

而英儿，也因为不能接受顾城的乖张任性而策划逃离。英儿曾亲眼看到顾城将沙发上睡着的小木耳扔到地上，且是毫无理由地！

这一切，顾城都浑然不觉：孩子，是无法真正了解人的心思的。

期间的顾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一直在坚持创作《英儿》。1992年，趁着顾城和谢烨去德国之际，英儿逃走了。

对于顾城而言，英儿的离开无疑是一次挫折。因为无法接受事实，顾城对谢烨说：“等《英儿》完成了创作，我就自杀！”

行到此时，顾工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个对生命没有起码尊重的人，是不会把自己和他人的性命当一回事的。

顾城的自杀计划得到了谢烨的支持，从这里可以看出：谢烨已经对顾城死心了。可出人意料的是：心智如同孩子的顾城却在《英儿》写完后，决定不自杀了，他决定接回木耳，和谢烨一起好好生活。

谢烨与小木耳

听到这儿，谢烨整个人都懵了，她远未想到丈夫会出尔反尔。此时，已经打定主意离开的谢烨自然不会因为他的改变而留下，她直言：自己一定要走。

谢烨走的那天，文开头的悲剧便发生了：顾城杀了谢烨后自杀了！

自杀时，顾城全然没有恐惧。这点，从他杀了谢烨以后和姐姐的对话就可见一斑。杀了谢烨后，他折回时看到了姐姐顾乡，他很冷静地对姐姐说：“我把谢烨给打了！”

然后，顾乡去找谢烨后，他写好四封简短遗书，自杀了！

在这封遗书里，顾单叙述了他自杀的原因，谈到他的离开时，他轻描淡写地说：“就当我去远方了！”

这句话，是顾城唯一站在父母、姐姐、木耳角度考虑而说出的话，可这话听去却让人分外难受，没错，这话里，全是他对自己的死的不在意。自然，遗书里，他对自己对谢烨的所为，也没有任何地“觉得不妥”。

儿子死后，顾工的生活看起来好像一如往常。他依旧坚持自己的工作，偶尔，他也依旧会伏案写点东西。可是，人们分明感觉到：他脸上看不到笑意了。

右为青年顾工

小木耳十岁那年，曾回北京看过他，看到小木耳时，他的脸上才罕见地有了笑容。

有一天，小木耳在院子里看蚂蚁，他看着孙子的背影恍惚觉得自己看到昔日的儿子。那天，他竟蹲下来和小木耳一起看蚂蚁，看时，他一字一句地说：“别看蚂蚁小，它们都是一条命啊！”

小木耳中文并不特别好，他学中文全靠哥哥弥乐（顾乡之子），于是，没太明白的他反问爷爷：“命是什么？”

听到这句问话的当口，顾工感慨万千，良久后，他认真看着小木耳说：“命啊， 是最重要的东西，只有读懂了它，才能懂得如何‘为人’”！

姑姑顾乡将爷爷的话翻译出来后，小木耳想了想后道：“我知道了，它们和我们一样，都会疼，也会死，所以要爱护它们，是这样吗？”听到这儿后，顾工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那天，再回到屋里时，顾工的心里没能平静。透过窗户看向院子里的小木耳时，他喃喃道：“你放心吧，他如你所愿，不像你！”

在爷爷奶奶和姑姑等的培养下，木耳从小便对生命有极的敬畏，他热爱生活，也对责任等等有明确的认识。相比父亲昔日的“长未成人”，他甚至有些早熟。年19岁时，他就考上了新西兰最好学奥克兰学，在该校，他攻读的是土木工程专业。

如今的木耳早已成家立业，他虽身在国外，却一直和爷爷顾工保持着密切联系。顾工对这个唯一的孙子一直疼爱有加，他曾满怀欣慰地对朋友说：“木耳说啊，咱们讲究‘养老送终’，所以他说只要我需要他，他随时都会回来陪我。”

说这话时，已白发苍苍的顾工那依旧清亮的眼眸里，有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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