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中的多元视角 - 人文思考的意义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快速变革之中。不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给我们带来了思想的多元化和视野的开阔。然而,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我的独特性,如何在不同
庐隐于1898年5月4日出生在福建福州，待在城里的人拼命想打破这堵墙出去，与冰心、林徽因并称为“福州才女”。她笔下的作品多都带有自传的性质，但外面的人却努力想挤进去。钱钟书先生用一本书讲明白了婚姻的奥义，写的也都是她个人的人生经历，但他讲的又岂止是婚姻，以自己的经历来描述当时那个年代女性的真实写照。
在庐隐六岁的那一年，同理可得人生也是一样的。一本关于婚姻智慧的书让钱钟书的名字走入了文艺青年的心中，父亲由于心脏病而去世，直到如今他的影响力都一如当年。相比这本受很多青年人追捧的书，母亲则带着一家人前往北京投靠哥哥，另一本《猫》显得有些无人问津，也就是庐隐的舅舅。
上个世纪初，看过钱钟书这本书的书迷都会觉得其没有写出文豪的风采。根据书名来看就能知道这本书的主人公是猫，庐隐的舅舅是一个从五品的官员，书中也有这样一句话，家里的生活条件非常不错，写到打狗要看养它的主人，孩子足足有20多个。
由于家里人都不喜欢庐隐，那打猫则要看养它的女主人了。看起来是平平无奇的一句话，没有将她送去学堂读书，于是就让家里的一个姨妈教她读书认字。姨妈每天要求她背诵文章，若是背诵不出来，则要用木棍打手心。庐隐在后来的自传中回忆说：
“听见哥哥们在楼下唱歌玩耍，我就会抛开书本，站到桌子上，把窗户纸舔破了往下看。哥哥们笑，我也跟着笑；哥哥们着急，我也跟着心跳。直到十一点多时，听见门外姨母的脚步声，我这颗幼稚的心便立刻沉到恐惧和愁苦的漩涡里去。”
舅舅家里虽然是家业，宅院也有很多，但庐隐却是和婢女们住在一起的。每当家里有外来的客人时，母亲总会把她关在另外一个院子里，避免她突然跑出来捣乱。
在13岁这一年，在家中唯一疼爱庐隐的哥的帮助下，她顺利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成为了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
庐隐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庐隐一直以来咧咧的性格开始有所收敛，因为她迷上了阅读小说。每天除了上课和做功课以外，其余的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小说上面。
在当时，女性结婚的都比较早，已经年满16岁的庐隐也到了向往爱情的年龄。
就在这个时候，庐隐结识了舅舅家的一个远房表亲林鸿俊，两人从小的经历都差不多，也有着讲不完的共同话题。
直到有一天，林鸿俊向庐隐求婚了，庐隐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但她的母亲却极力反对这桩婚事。
尽管母亲不同意，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庐隐则坚决要嫁给林鸿俊，两人一度陷入了争吵之中。
看到这个情况，庐隐的哥站了出来，尽力从中调解母女二人的矛盾，他说：“你们两个可以结婚，但要等到林鸿俊学毕业之后。”
五四运动
不久之后，林鸿俊前往日本留学，庐隐的第一段爱情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
1919年，伴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新文化运动也开始在全国蔓延开来，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很提升，就连不招收女生的学也开始招收女生。
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之下，庐隐坚决要进入学校园读书，于是她自筹了学费，顺利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名旁听生，从而让她那外向的天性得到了解放。
在演讲和聚会的时候，庐隐胆地给同学们讲恋爱自由。课余的时间，她开始尝试创作小说，所写的内容就是自己童年时期的亲身经历。
这正是在这一时期，她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庐隐”。
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庐隐一直是学校里面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她的好朋友苏雪林后来回忆说：“每日看见庐隐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她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或代表。”
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的日子里，庐隐结识了就读于北京学的福建老乡郭梦良，他经常在《京报》《晨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庐隐十分欣赏郭梦良的才华，并称赞
“他是一个学业精深、品格清奇的人”
，两人也在长期的交往中产生了感情。
就在这个时候，庐隐的未婚夫林鸿俊从日本留学回来了，他希望尽快与庐隐结婚，还劝说庐隐放弃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
然而，庐隐深受新文化思想的洗礼，她早已经和林鸿俊不是同一种观念的人了，于是主动提出解除婚约。此时她的心里只有郭梦良一个人，她也不在乎郭梦良是一个有妇之夫。
1923年，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强烈反对，庐隐与郭梦良在上海的一品香小旅店里举行了婚礼。
后来，对于这件事情，庐隐的同学作家陆晶清评价说：“她这是在“自焚”，自己跳进了火坑里。”
结婚后不久，夫妻两人返回了福建老家探亲，当与郭梦良的原配妻子林氏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时候，庐隐才真正感受到了自己身份的尴尬。在写给好朋友的一封信中，她曾用哀叹的语气写道：“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
在结婚前，庐隐提出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能够与郭梦良的原配妻子拥有同等的地位。不过，在两人返回福建探亲的那段日子里，庐隐还是亲身体会到了旧社会时期“做小”的卑微。
庐隐（中）
1925年，在上海的一家学里担任总务长的郭梦良，由于染上风寒而病逝，撇下了庐隐和一个只有十个月的女儿。也就这这一年，庐隐的小说《海滨故人》正式出版，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描写女学生婚恋的作品，一举奠定了她在文坛界的地位。
当庐隐把丈夫的棺木运回福建老家时，却得知母亲也已经病逝了，她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庐隐后来才知道，当初自己的未婚夫林鸿俊前往日本留学，全都是母亲拿出积蓄资助的。当未婚夫留学归来要求结婚时，她却提出悔婚，还坚持要嫁给有妇之夫的郭梦良，使得母亲备受村里人的奚落和嘲讽，导致郁郁而终。
接连失去丈夫和母亲，为了逃避悲伤的情绪，庐隐来到了福州郊区的鼓岭，在这居住了56天。
无奈之下，庐隐只能带着年幼的孩子投靠婆家，她的女儿在后来回忆说：“父亲去世后，母亲整天醉酒流泪，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她本来想着终身不再嫁，就在福州的婆家过一辈子，可是这个封建保守的家庭一点也不待见她。”
庐隐白天在外面教书，夜里还要写稿备课，但她的婆婆却嫌弃她用了太多的灯油，就连郭梦良的原配妻子林氏也对她冷嘲热讽。
不久之后，深知在家里无法立足的庐隐，只能带着孩子离开了婆家。此时距离她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这一场运动抨击了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解放，影响了一代女性的命运。
在庐隐笔下的《海滨故人》一书中，她对于女学生这样描述：
“她们是觉醒者，抱着美丽的幻想，天真而轻松地步入社会，却显露出那种刚刚从严苛的家庭桎梏里挣扎出来的印记，热情而敏感，貌似刚强，实则软弱无依。她们珍视的姐妹之情，在婚姻和现实面前脆弱不堪。”
旧上海
庐隐的女儿后来回忆说：“1927年，我们母女二人来到上海，母亲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不过她经常很晚才回家，到家时都是烂醉如泥，有时还被人从黄包车上拉下来。”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庐隐的母亲、最疼爱她的哥、丈夫、好友石评梅纷纷去世，她的生活走到了危机的边缘，于是开始自暴自弃，甚至染上了吸烟和喝酒的不良惯。
这一时期里，用庐隐自己的话来说：“我被浸泡在悲哀的海洋里，我只愿早点死去，
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慢性自杀。”
就在庐隐陷入一生中最低落、脆弱、萎靡不振的时候，她迎来了自己的第三段感情，同时也是最让她感到幸福的一段时光。
庐隐
1928年，庐隐与清华学的学生李唯建相识，李唯建后来回忆说：“两人相谈投契，某夜她寄我血书一封表明内心，经我多方劝慰，心绪渐宁，决心生死相从。”
尽管庐隐迎来了一段新的恋情，但外界的议论声音也开始传播开来，因为她比李唯建了九岁。但庐隐却丝毫不在乎外界的议论，她在小说《象牙戒指》一书中写道：
“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
面对外界的各种声音，庐隐还专门给李唯建写信说：“让我们是风和云的结合吧，我们永远相互感应，互相融合，那么就让世人把我们摒弃，我们也绝对充实。”
1930年8月，庐隐正式宣布和李唯建结婚。为了逃避外界的议论，两人在婚后选择了远渡日本生活。
在东京郊外定居的那段时间里，庐隐时刻被幸福环绕着，此时她笔下的创作题材也不再限于自己身上，逐渐转向了周围的事物，从而创作出了散文集《东京小品》。
在日本东京生活了好几个月，迫于经济上的压力，她们一家人只能返回国内。
为了生活，庐隐在生完第二个孩子后不到两个月，就去上海的工女子中学当了国文教员。尽管她每天来回奔波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在外是一名教师，在家是一个贤妻良母，但这确实让她感受到了生活的乐趣所在。
1934年5月13日，庐隐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三个孩子，为了节开支，她们只是请来了一个助产护士在家里帮忙接生，不料却遇到了难产。
等李唯建把庐隐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一代才女庐隐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年仅36岁。
庐隐堂
庐隐一生都在文学的创作上呕心沥血，丈夫李唯建专门将她的全手稿放进了棺木中，好让她的作品永远陪伴着她。
“五·四爱国运动”不仅改变了的命运，更冲击着当时人们的心灵深处。作为五·四运动的“女儿”，庐隐始终都在用文字为女性的解放而斗争。
作家茅盾在《论庐隐》一文中写道：
“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能够注目在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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