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塬遗址西安老牛坡遗址第二阶段发掘的主要收获北大考

西安老牛坡遗址第二阶段发掘的主要收获

西北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年第3期 刘士莪 岳连建

西安老牛坡遗址第二阶段发掘的重点主要在I区遗妣。另外，使用范围广泛，在II区清理了两座房基，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该遗址反映了战国晚期至秦代西戎文化的面貌，III区也做了分工作。这次发振收获甚丰，这种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融合体是研究这一时期西戎文化、秦戎关系、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古代车舆发展、演变以及古代工艺技术的重要实物资料。发掘进行同时，共发掘出房屋建筑基址6座，多家单位通力合作开展相关研究工作，陶窑4座，“古代车舆价值挖掘及复原研究”项目以马家塬墓地出土车辆为主要研究对象，小灰坑29个，系统梳理古代车辆的文献及实物资料，墓葬13座，利用多学科最新技术提高了车舆解剖发掘工作水平，总计发掘面积900余平方米。特别是型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及铸铜遗存的发现，最限度地提取了原始信息，在陕西还是竿见，充分揭示古代车舆制作蕴含的科学和技术，为研完我国古代建筑和冶金技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对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进行了综述，利用传统工艺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给商周考古和商周历史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启示。

1986年秋一1987年春，西历史系考古专业继1986年春对西安老牛坡遗址发掘之后，乂进行了两次较全面的钻探和发掘，这即为第二阶段的发掘，其收获甚丰。特别是型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及铸铜遗存的发现，在陕西境内实属罕见，为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技术和冶金技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两次发掘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遗址的I区。另外，在t区清理了两座房基，m区也做了分工作。共发掘出房屋建筑基址六座，陶窑四座，小灰坑29个，系统梳理古代车辆的文献及实物资料，墓葬13座，利用多学科最新技术提高了车舆解剖发掘工作水平，总计发掘面积900余平方米。下面就将这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综述如下，

一、冶铜遗址

老牛坡商代冶铜作坊位于该遗址的I区和II区。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00米，在此范围内发现有铜炼渣堆积一处、型夯土建筑基址两处以及陶范出土地点一处。

(一)铜炼渣堆积及铸铜陶范

铜炼渣堆积位于I区公路南侧，因早年修筑公路取土使其暴露在路边断崖上，厚达2米，长约18米，内夹有红烧土块及少量商代罐鬲等陶片，系一次性堆积而成。铜炼渣呈深绿色，为核桃般不规则形小块，从所粘附的较厚铜锈可知当时的冶铜技术水平还有一定的限，致使许多铜料白白浪费掉了。如此深厚的铜渣堆积，无疑是当时人们在此冶炼粗铜为青铜的物证，冶铜作坊当距此不远。

1986年秋，在老牛坡遗址I区第三地点共开5X5米的探方六个，出土了一批陶、石、骨器及范陶等，特别是23块铸铜陶范的出土则是该地点发掘的重要收获。由于以前规模平整土地，使遗址的原貌受到较程度的破坏，文化层距地表很浅。地层堆积可分五层，依东高西低的地势倾斜堆积，因此就形成了文化层东薄西厚的状况。除一层为耕土层外，其余各层均为晚商文化堆积。出土陶范的地层为第三层，在六个探方内均有分布，连成一片，中间厚两边薄，最厚处达1.5米左右。该层全为红烧土块堆积，内夹有量木炭、墙皮及陶片等。特别是陶片，不仅数量多而且块，尤以口缸的陶片最丰，共计有30多个个体。出土的草拌泥墙皮块，有的还带有柱痕。带有束苇痕及椽痕的草泥皮也较多，均被烧成红色。零散的炉渣及小块铜渣也较常见。此外梭形陶网坠出土很多，在T,东一次就出了四个，均完好无损。还出有许多骨、石工具及兽骨等。出土的陶范残块均为铸器后的废弃物，其制法是先用淘洗过的粘土做成范坯，待凉干后再经火焙烧而成半陶质的砖红色范块。因此，陶范胎细质坚，结实耐用。最的范块长20、宽16、厚10厘米。最小的长8.5、宽7.5、厚8厘米。陶范上带的花纹有方格纹、云雷纹、弦纹和兽面纹四种。能看出的器形有鼎、戈、凿、斧、瓠等。在四块陶范上带有透气孔，这是为排出因高温铜汁所产生的气体，避免在铸件中形成气孔，影响铸件质量而设的。另外，在四块陶范的四周侧棱带有一圈深宽各约2厘米的小槽，上有用草泥糊过的痕迹。八块陶范的角棱亦带有一道深宽各约2厘米的小槽。看来，这些小槽是固定陶范用的，当两块或数块范模合好后再用绳索之类的东西绑紧以防松脱,为了不使这些绳索被铜液烧断，再在上面糊上一层草泥，然后铸器。由此可见，老牛坡商代文化巳有了发达的制铜业，不仅在铸造上采用了组合范铸造件及器形复杂的铜器，而且在处理铜液产生的气泡、提高铸件质量上也表现出巨的进步，老牛坡遗址窖穴及墓葬中出土的精美青铜器即为其证。

（二）夯土建筑基址

两处型夯土建筑基址分别位于老牛坡遗址的I区第二地点和I区第二地点，其间仅隔一条南北向的自然沟道，相距不足百米。

据发掘所知，I区第二地点的夯土建筑基址东西长37米，南北宽18米，夯土层厚0.8米，夯窝密小。在此共开5X5米的探方18个，2x15米的探沟一条，共发掘出基本完整的商代房屋基址1座，破坏较严重的房基3座，灰坑18个，墓葬6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圆形窖穴1座。此处的地层关系比较清楚，从上到下分别为西周、殷商、仰韶三个时代的文化堆积，其中商代文化堆积最为丰厚，除T”下挖到底外，其余探方均掘至商文化层，以利于对商代文化遗存进行较全面的考察。由于遗址后期破坏严重，除4号房基（F,）保存基本完好外，其他房屋基址巳难以恢复原貌。

F,位于夯土基址的东，是一座呈东北一西南方向（北偏东35°）的长方形房子，保存基本完整。房基长11.4米，宽5.7米，深0.8米，全夯筑而成,夯层厚6-10厘米，土质坚硬。西墙和东墙保存较好，南墙和北墙破坏严重。其中东、西墙宽1.3-0.9米，残高0.6—0.45米，夯筑而成，内夹有白色暖石土块。F,的房基面上由北向南分布着五排较的柱洞，每排三个，每排柱洞间距均为2.25米，整齐排列，井然有序。其中东、西最边两列柱洞分别位于墙内。可见，这两列柱子为房子的暗柱。柱洞直径0.46-0.30米，深0.72-0.70厘米，每个柱洞下均有一块表面平整的河卵石做柱础，这远比那种夯筑或垫以碎陶片、石子的柱础稳固得多。另外，在F,东、西墙最北边的柱洞旁各有一较柱洞，下无础石。正中一柱洞旁也有一小柱洞，底有卵石柱础，这儿个柱子可能是后来增没的辅助柱。在F,

东北角有一小柱洞，直径仅18厘米，可能是为角上的挑檐柱。距F,东墙外50厘米，与柱洞相对应分布着一排小柱洞，现存三个，直径26-20厘米，其中只有一个下有石柱础，其余均为夯土柱础。这排小柱为F,正面挑檐柱》说明F,是一座前面带有走廊的建筑。在F,的东墙发现两个门道，对称分布子F,两端房间的正中。其中南门道宽1.3、长1.14米，踩踏面巳破坏。北门道宽1.3米、长1.35米，门道内踩踏而很清楚，踏层厚约4厘米。F,房内地面平整坚硬，未发现隔墙痕迹，或许F,是做为公共场所使用的。至此，我们可以勾両出F,的全貌，当为一座面阔四间、进深两间、面东二门，前带走廊、屋顶为两面坡式的中型房屋建筑。因整个遗址区未发现陶瓦痕迹，故知此时的房顶仍和其他商代建筑一样是用茅草覆盖的。虽然如此，如果将F,复原起来，那也是一座布结构十分规整的建筑。

在1区第二地点，发掘了两座商代夯土建筑基址，编号为F°和F,。其中F°叠压在Fe之上。由于以前生产队在此修砖窑及取土，致使这两座房基破坏严重，暴露在外面的夯土地基厚达1.2米，夯层厚10厘米，夯土纯净、坚硬，夯窝密小，与I区第二地点的相同。该区的地层叠压可分五层：第一层，耕土层.第二层，扰乱层,第三层，唐代文化层■第四层，西周文化层,第五层为商代文化层,其下即为F,堆积。F,为一座南北向的长方形建筑，房基以上分破坏殆尽，只留有12个柱洞和一段残墙。从东北角的地层解剖来看，F#是利用F,废弃后的夯土基础而建的。从F,柱洞排列情况看，柱洞由南到北共有五排，每排三个，其建制和I区F,基本相同，这里不再赘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解剖了F5的个别柱洞，发现柱础石之上为一层经过夯打的硬土面，呈圆形直径近1米，厚约5厘米，其下即为用卵石铺垫的础基，这样考究坚固的柱础在商代建筑中实属罕见。但是，这样的柱础在扶风召陈西周建筑（F5）的基址中却有发现。说明召陈房屋建筑基址中的柱础是周人继承商人的建筑技术而建造的，反映了周承商制以及商周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事实。

F,叠压在F,之下，为保存F.原貌，故只在F。的东北角和东南角进行了解剖性发掘，基本搞清了F,的形制。其亦为一座南北向的长方形建筑，长22.5米，宽10.5米，夯土地基厚达1.2米，是本次发掘中发现最的商代房屋建筑基址。从F,东北角和东南角发现的小挑檐柱来看，F,亦为一座带有走廊的型建筑，惜全貌巳无法得知。

二、烧陶窑址

老牛坡的商代烧陶窑址均分布在遗址的in区，经钻探共发现陶窑十余座。此次，我们发掘了其中的六座。这六座陶窑中位于in区第一地点的两座（编号y1、y2）,第二地点一座（y6），第三地点三座（Y3、Y,、y6）,均为圆形竖穴式。从上到下由窑室、算、火膛及火门组成。下面就以保存最好的丫,为例来分析一下商代陶窑的形制特征。

Y6位于皿区第二地点南，地层堆积较简单。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扰乱层，土质较硬，其下即为Y。。窑室呈圆形袋状，上小底，口径94厘米，底径120厘米，高80厘米，周壁巳被烧成灰褐色，光滑坚硬。窑等，圆形，直径120厘米，上有五个长方形火眼，长0.20-0.24米，宽0.16-0.18米，中间一个，周围四个，上连窑室，下通火膛，除南边的一个火眼外，其余四个火眼上均盖有一块不规整的土泥块，工匠们可根据所烧器物的种类、厚薄程度等选用不同小的土泥块为塞来控制火量。窑算中间厚0.48米,周边厚0.54米，很坚固。火膛，拱形顶，底面呈不规整的圆形，略于窑室，最径1.4米，处0.5米，火腹四壁及顶均被烧成青灰色陶质。火膛内堆积分两层，上层为灰色脏土，内有木炭、陶片等。下层为厚约0.04米的灰白色草木灰堆积，火膛底为红色烧.土面。火门开在南边，顶除紧靠火膛处还留下-分外，其余巳坍塌。火门长0.70米，宽0.70-0.90厘米，顶为拱顶，处0.46米，左右两壁为红色烧土而。火门外有坑，为烧火及堆放柴禾处。Y,废弃后即变为倾倒垃圾的灰坑（H7）

综上所述，老牛坡遗灿所发现的商代陶窑，无论在形制和构造上都表现出很的科学性和进步性，竖穴式陶窑能最限度地利用火力，减少热量损耗，增加窑室温度，提高陶器质量。这种陶窑与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横穴式陶窑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

三、墓葬

本年度在老牛坡遗址的I、DI两个区内共发掘商代墓11座，龙山文化墓葬两座及狗坑一个。下面我们只重点介绍一下商代墓的发掘情况。

商代墓均为小型墓，且只有四座有墓坑及葬具，其余均位于灰坑及灰土层中，尸骨零乱，除出土一件玉戈外，其他墓中均无任何殉葬品。可见这些死者的社会地位和身分是十分低下的。有的人甚至是后乱扔进灰坑及灰土层中的，这和皿区第一地点的那批商代铜器及陶器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M,位于I区第二地点Ti南壁下，为一座长方形竖穴墓，有棺，无二层台及腰坑。基口距地表80厘米，墓长1.82米，宽0.47-0.35米，深0.95米，墓向北偏东105%侧身葬，下肢微曲，面朝南，男性，骨胳严重朽腐，头骨破碎，骨架上撒有朱砂。玉戈被有意打成四段分放在头前及胸前。复原后通长0.48米，直援直内式，内、援之间有一圆穿，直径1.1厘米，援宽10.4厘米，长39厘米，内宽9厘米，长8.8厘米。浅蓝色玉料，中间玉质稍次。这样的玉戈在商代还是比较罕见的。这件并非实用兵器的玉戈出在M,这座小墓中似乎不可思议，但也有这种可能，或许墓主人的身份是一名王室卫士成高级侍从，玉戈是君王赏赠给他而死后随葬的。

四、陶文及刻划符号

在老牛坡遗址前后两年的发掘工作中，虽出有量卜骨及青铜器，但在其上面均未发现刻辞及铭文，使我们难以获得有关老牛坡商代文化的直接文字资料。但是，在出土的陶器及陶片上却发现了115个陶文及刻划符号，它们虽不及甲骨刻辞及青铜铭文重要,但也可从中窥见一些商代文字的端倪，为探索我国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因此，这批陶文及刻划符号的出土无疑也是一个重要收获。

陶文及刻划符号在老牛坡遗址的三个区内均有出土，尤以I区和m区出土最丰，占总数的90%多。陶文及刻划符号在器物上的位有三：其一，位于器物口缘内侧，器型多为鬲、罐。其二，位于器物肩、颈，器型亦多为鬲、罐。其三，位于器物腹，器型以缸、灵为多。位于器物口缘位的陶文及符号均较小，且较规整，其他位的则较，刻划比较草率。陶文及刻符的种类与所在器物位置关系不，同种陶文及刻符在上述三个位均有发现，只是口缘上没有那种较的而巳。从数件带有陶文及刻符的器物来看，每件上只有一个。据初步统计，所出陶文及刻符有30多种，均是在陶器入窑前刻划上去的，笔划一般较粗。对这批陶文及刻符参照商代甲骨文、金文及其他地区出土的商代陶文及刻符资料来看，它们无疑就是当时的一种文字或是一种带有文字性质的记事符号。

五、小结

在陕西关中地区，老牛坡遗址是继华县南沙村、蓝田怀珍坊、耀县北村等地商文化遗址发掘之后，又一处经过较规模发掘而又成果甚丰的商代遗址，为我们进一步硏究商代历史文化，重新估量商王朝在西北边陲的势力发展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关于这批文化遗存的年代问题，据我们对地层及出土物的初步分析，认为其上限早不过殷墟文化早期，下限亦当在殷墟文化晚期。I区第二地点的建筑基址与铜炼渣堆积基本同时，约在殷墟文化晚期偏早。从建筑基址距铜渣堆积处的距离以及基址内出土较多铜渣及少量铜矿石来看，该房屋建筑作为冶铜作坊址来解释较为合理。1［区第二地点的两座房址可分早、晚两期，即F,晚于F”但亦相差不远。从F,内所出的烧土墙皮残块及分灰烬堆积来看，F,和F,一样亦毁于火灾。因而，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当F,被焚毁后，此处作为一般的生活区曾有人活动过，F.之上留下的几个小灰坑及灰土堆积可证。但过了不久，人们似乎觉得这样厚的夯土地基如果不用实在可惜，便又清理F6重新建造了F5。本次发掘的十余座商代墓，从地层上看，其时代均晚于遗址，如I区第二地点的六座墓就是在房子废弃后随便埋在这里的。I区的六座陶窑从出土物来看均属于殷墟文化晚期。

据古文献记载，陕西关中地区，不仅是商势力所及之地，而且还分布着商的一些诸侯国及方国，这一点巳为关中地区发现的许多商代文化遗址所证实。那么，老牛坡遗址究竟属于商的哪一个诸侯国或方国呢？我们认为老牛坡遗址属于商诸侯国崇的可能性较。其一，据史载，商晚期在陕西地区势力较的诸侯国是崇，其君崇侯虎曾潜西伯（姬昌）于殷纣，“帝纣乃囚西伯于美里»7,可见商王对崇侯虎的信任和崇国与商王朝关系之密切。其二，从《诗•雅•皇矣》所描述的周文伐崇塘的诗句来看，崇国决非一般弱小邦国，其不仅筑有高坚固的城墙，而且国力也十分强，周文王为完成“剪商"业，在做了长期准备之后，联合周围邦国，“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才终于灭了崇国。其三，《史记•周本纪》正义引“皇甫谧云：……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雅•文王有声》亦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可知丰邑当在崇国势力的中心地。现知丰在今长安洋西张家坡，老牛坡遗址距其仅约五十公里，从地域上讲，也相距不远，应是崇国势力所及之地。其四，就老牛坡遗址本身来讲，不仅出有量青铜器、陶器等，还发现有贵族墓地、冶铜遗址、制陶窑址、型建筑基址，其文化时间延续也很长，从二里冈下层时期一直到商末，说明该遗址决非一般小国邦族所属。再者，从文化面貌上讲，老牛坡商代文化和中原商文化相比所表现出的极统一性和渊源关系，也充分说明了其为商王直接控制的诸侯国属地，这一点，附近地区的周文化可为其反证。因此，老牛坡遗址很可能是商诸侯国崇之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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