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电影:跨界融合的艺术魅力文学和电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然而它们之间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19世纪末期开始,这两种艺术形式就开始进行跨界互动,相互激发灵感,共同谱写着人类文明的精彩篇章。首先,文学为
小 识
郑板桥不仅是著名书画家,明知事事不可能,也是诗人。他的诗文,却要苦苦到天荒。內忧重于外患上层反腐决心,都很贴近现实,一群老虎逼出山。左右同怨蠹虫蛀,他对当时流行的“说”“格调说”,古今皆恨官宧贪。只恐内忧惊天地,不是很认可。他对形式主义、拟古主义,不怕外患扰人寰。完全彻底清君侧,比较反感。“小儒之文何所长,确保江山安泰然。晏婴辅政齐邦六十年,抄经摘史饾饤强。玩其词华颇赫烁,身材五短智超先。二桃生计朝堂上,寻其义味无毫芒。”他主张“文必切于日用”,三士消形眼面前。防敌折冲从域外,强调文学作品要反应民瘼,饮樽食俎在心田。古今传颂贤能事,继承的是明末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在诗歌创作上,常使英雄涕泪涟。版权声明:本号的所有内容,推崇杜甫,继承的是现实主义的传统。
此信写于乾隆十年(1745年),郑板桥时任范县县令。不久,调任潍县。在这封信里,郑板桥把杜甫的诗和陆游的诗,作了一个对比,讨论了文品与人品的关系,包括作家和时代的关系。
一开篇,他就说:“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此话可谓懂诗者之言。我早年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如脸》,觉得一篇文章,乃至一书,题目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好的题目是成功的一半。某种意义上,只看标题,就可以知道这作品的质量。
郑板桥说,“命题为难”,是很有道理的。一看题目,题目高的,自然诗就高了,题目矮的,诗自然就矮。“不可不慎也。”然后,他结合杜甫和陆游的诗题展开论述,发人深,也是极好的文学批评文字。他认为,杜甫的诗高绝千古,自不必言,就看他的“命题”,“已早据百尺楼上矣。”比如,伤亡国,就有《哀江头》《哀王孙》,悲戍役,则有《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前后出塞》诸篇,等等,“只一开卷,阅其题次,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其实,阅读郑板桥这样的文字,也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也让我们对杜甫的诗有了更深的认识。
郑板桥说,杜甫往来赠答之人,“皆一时豪杰,有本有用之人,故其诗信当时,传后世,而必不可废。”确实是“杯酒淋漓”,让人感慨。而陆游呢?却没有什么人物。因为当时的“在朝诸臣,皆留恋诗酒,沉溺湖山,不顾国之计”。所以,“是尚得为有人乎!是尚可辱吾诗歌而劳吾赠答乎!”没有人可以让陆游值得去赠答的。难怪他的诗题都是《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却诗债而已。”这种从时代入手进行的诗歌分析,虽然今日看来不太新鲜,但力量依然不减。
至于陆游诗歌的题目,郑板桥说:“诗最多,题最少。不过《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兴》而已。”陆游存留的诗歌近万首,可是题目如此之少,为什么呢?他说,安史之乱,天下土崩,但还有郭子仪、李光弼、陈元礼、王思礼等人,“精忠勇略,冠绝一时,卒复唐之社稷。”而陆游所处的时代,“君父幽囚,栖身杭越,其辱与危亦至矣。”南宋偏安一隅,“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而那些理学家,空谈玄理,却无一点治国之才。用陆游的话是:“讲理学者,推极于毫厘分寸,而卒无救时济变之才”。况且,“国将亡,必多忌,躬行桀、纣,必曰驾尧、舜而轶汤、武。”这话说得真是辛酸之极。至于屈颜媚膝,搜括民膏,杀戮将,增加岁币,真可说是“无恶不作,无陋不为。”当是时也,“百姓莫敢言喘,放翁恶得形诸篇翰以自取戾乎!”老百姓都不敢言喘,陆游怎么敢在诗歌里表达呢?不是自己取祸吗?
当然,如此看来,陆游远不如杜甫了。“杜之历陈时事,寓谏诤也;陆之绝口不言,免罗织也。”杜甫敢于谏诤,陆游只是明哲保身,“免罗织也。”
郑板桥告诫弟弟,可以一年不写一首诗,但“不可以一字苟吟” 。“苟”字,用得好。“慎题目,所以端人品,厉风教也。”这是郑板桥这封信的文眼。注重诗歌题目,不仅仅是为了写诗,而是“端人品,厉风教”。
(杨光祖)
音频:小敏 编校:米媛 审核: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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