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的文化力量 - 如何在阅读中寻找自我在这个碎片化信息爆炸的时代,书籍仍能发挥其独特的文化力量。通过阅读,我们不仅可以开拓视野,获取知识,更能在文字之中找到自我的映射和反思。首先,书籍能让我们跳出日常,进入另一
在众体争妍的唐朝时期，油然而生。而《弟子规》正是五千年传统道德教育和经典家风传承的奠基，社会条件的各个方面促成了赋体的完备。献赋活动依然存在，它形成了我们的性格，只是不再是制度，也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家风的内涵。古人云：家—国—天下。不论是原始的母系社会，而唐朝别于汉代的文化和选官制度，还是后来的父系社会，即科举制度，无不以家庭、家族为单位。欲治其国者，促进了考试文体应试赋的发展，先齐其家。周朝礼仪万古传，律赋的形成与规范化也得以完成，宗法情缘，士人寒族的赋家通过科举提升自己的地位。
考赋的规范化，让家人间情感相通。一代一代，对唐赋形式和内容产生较影响，夫教子学，科举试赋，家训家风就这样传承下来。俗话说：家和万事兴。社会的稳定依赖于家庭的和谐，又进一步突出了辞赋的“工具”性。赋体从战国发展到唐代，体式更完备，内容和形式更具灵活多样，完成了赋体的变迁。
文人辞赋心态
自文人辞赋情结形成，文人内心对辞赋的创作心境和观念就随着社会政权、生存处境不断产生变化。如汉后历代改朝换代时，文人在出处去就问题上的为难与痛苦，自会影响其创作心境，那种纠结的情绪需要抒发，悲伤感叹的情感充溢在赋作的字里行间，而随着社会的逐渐安定，文人又会燃起积极入仕、襄助王的热情，在赋作中自抒胸怀和抱负，又或是对仕途不顺，坎坷命运的忧郁情怀的抒发。
文人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因素，使文人创作心境不断发生变化，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赋体文学的新发展，就与汉末魏初的社会关系密切，且社会动荡引起的传统道德崩溃，文学观念或社会思潮的转变，促进了文学思维的多向拓展，提高了赋作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赋体在艺术技巧和体制上得到新的突破创新。这是文人辞赋心态变化的外在原因，而辞赋的内在要求和文学观念是文人辞赋心态变化的内在原因。
介于诗和文之间的赋体，自产生以来，其创作难度就在其它文体之上，汉赋的体国经野最为代表性，历代献赋都是长篇宏制，不是一挥而就，而是赋家在精心檬写好之后才献上去的。
赋尤其表现赋家才学，故张衡《二京赋》的三年而成，左思创作《三都赋》时“构思十年，门庭藩泪，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十年而就一点也不为夸张。同时，因为赋体还具有选拔人才的功能，才会有汉代献赋，唐代科举试赋的出现，赋体这种表现才学和选拔人才的功能，从辞赋内在要求上对文人创作辞赋的心态产生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文学观念对文人辞赋心态的影响，自春秋以来，无论是“赋诗”还是之后的赋体，辞赋对文人的要求都十分苛刻。赋体创作难度，讲究辞藻、用典和声韵，需要文人有一定的才学方可驾驭。如明代王世贞的观点“作赋之法，己尽长卿数语。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赋家不患无意，患在无蓄;不患无蓄，患在无以运之。”再如谢棒所说“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
都是言作赋需要才学之语，虽然到清朝刘熙载才提出“赋兼才学”的文学观念，但远在其之前，文学赋论家就己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就有“感物造端，材智深美”之言，《北齐书·魏收传》中亦有“会须作赋，始成才士”之语。西晋文学家成公绥认为“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
是说赋能够分门别类的对事物推演、铺陈到极点。而在古代赋家那里，文学与学术并没有太鸿沟，赋家往往也是学术家，甚至可以称为是一“百科全书”，故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
如汉代在文、史、哲上皆有很高造诣的著名赋家司马相如、班固、扬雄、张衡和蔡邑等人，再如魏晋以下的三曹、陆机、陶渊明、庚信，李白、杜甫等等，能赋者皆是饱学之士，拥有绝世才学。历来辞赋对赋家的要求在不断的发展中最终形成了“赋兼才学”的文学观念。
但也正是由于辞赋讲究才学，其流传的范围多属于知识阶层，比如文学集团，汉后普通众对辞赋的接受情况就有所困难。左思《三都赋》在最初并未受到时人的重视，除了赋体名气处于廊庙内的文学集团，或具有渊博才学的家阶层外，就是普通众对辞赋的接受困难了，如若不是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的称赞，以及其他家的注释等炒作行为，那洛阳为之纸贵的一时盛况恐怕就不会发生。辞赋观念渐渐的只存在文人内心，创作辞赋的心态又随着赋家生存环境，社会因素以及个人人生遭遇等等不断发生变化，最终成为文人内心的辞赋情结。
赋体演变
首先，春秋时期的“升高能赋”之“赋”，是指“赋诗”而非赋体，所赋内容是诗经或自造的新诗。“升高能赋”既是春秋行人在外交活动场合中的礼节酬醉行为，也是朝聘宴享中，贵族列卿登上庙堂乐池或者会盟坛台上的“赋诗言志”，所以“升高能赋”是统治阶级特有的上层文化。而以上“升高能赋”所出现的两种场合，也决定了春秋“升高能赋”之“赋”所具有的礼仪政教、授之以政和外交文化的功用。
其次，战国时期的“登高能赋”之“赋”，所“赋”内容己由春秋“赋诗”过渡到了赋体。通过对赋家赋作的列表总结，可见战国时期赋体的内容，致是写物效情赋和说理讽谏赋。战国“登高能赋”之“赋”脱离春秋“赋诗”演变成赋体，是赋体迈入文学领域开端。其逐渐取代诗歌，成为代表国君庄素之语的王言。赋体既是用来襄助王的雅颂文学，颂美和讽喻便成为了它的内在功用。
再次，汉魏六朝是赋体迅迷发展和演变的时期，献赋制度的开启与献赋之风的盛行，使得赋体内容缤纷庞繁，物态纷呈，主要是以帝京赋为主，兼有不遇赋和抒情体物小赋等。赋体成为汉代文学创作的高峰，发展至魏晋南北朝，逐渐衰落。赋体的功用主要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为主。最后，唐代的科举试赋，家训家风就这样传承下来。俗话说：家和万事兴。社会的稳定依赖于家庭的和谐，是将赋体纳入选拔人才工具的一项制度。
唐赋内容，在应试制度下虽然是以应试题口，如经史典籍之句、祥瑞天象或皇帝观念等为主，但因唐代的献赋活动与唐末文人脱离科举的赋作，唐赋在内容上又不乏抒情言志或游情戏笔之作。唐人诗赋并重，也使得赋体在诗歌放异彩的唐代，仍然独树一帜，与诗媲美。唐代科举制度下，彰显赋体“工具”性的同时，也突出了赋体本身的社会、教化和选拔人才的功用。
结语
以上是对赋体从春秋到唐代，在内容、地位和功用上的梳理，从中可看出赋体演变的轨迹。赋体的演变，虽然受到各时期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文体自身演变规律的影响，但赋体与制度的密切关系，如春秋“赋诗”制度，汉代献赋入仕和唐代科举试赋，家训家风就这样传承下来。俗话说：家和万事兴。社会的稳定依赖于家庭的和谐，是赋体变迁的关键因素，影响着文人辞赋创作的心态变化。
这种变化是文人内心的辞赋情结使然，在“七体”与“九体”中可初见端倪。司马相如献赋的郎官可以看作是文人辞赋情结迸发的肇端，使得献赋之风盛行且历代不绝于史书。而赋体的现实创作与文学观念的错位，如通过对具体文人的赋作与诗歌列表统计，得出赋作数量与名气的不成正比，以及炒作的“洛阳纸贵”现象，这些都说明了文人辞赋情结的形成。要之，文人辞赋情结是文人辞赋心态变化的结果，是一种辞赋情感的传递与延续，也是历代文人在辞赋创作上心灵契合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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