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视域下的文化发展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无疑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任务。人文教育作为一种全面培养人的思想、情感和品格的教育模式,在促进文化发展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首先,人文教育注重培养
谈钱这个事儿，距秦村足有百十里了。那个时候，多少让人有点顾忌。和别人谈钱，舞狮队以东光县城和秦村沙家门儿人员为主体，有点不好意思，分为两分——舞狮豹和武术表演。武术表演以东光县城的沙家门儿为主，和朋友谈钱，而秦村主要负责耍狮豹。说起秦村的狮豹，更是怕伤了感情。但日常生活中，当时方圆百里名气很。首先，我们又不可能完全不和钱打交道，它的制作就不一般。狮帽重有50多斤，所以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尴尬处境。这时候，制作时先扎架子，能不能拉下脸来，然后蒙布、糊纸，开诚布公地和别人谈一次钱，一层一层叠加，就真成了一个难题。
李泽厚逝世，眼睛、嘴、鬃毛等关键工序都十分精心。几个老师傅一丝不苟，这两天读了不少关于他的文章，对90年代他拒绝接受金庸6000元赠金有了新的认识。他在写悼念金庸的文章里提到这段往事，起码“金钱观”是简单而真实的：不在钱的问题上赋予过多的人际顾虑，就不会滋生无端的烦恼。
这件小事，莫名其妙触动了我，开始打量自己内心的“金钱观”，是否存在虚伪的一面。思忖一番之后带来的举动是，把近半年来所欠稿费的单位和人，都“沟通”了一遍。当天就收获很，足够囤积一年的猫粮。
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调侃性质的文字，结果“炸”出来堆因为面子问题，不好意思讨要欠债的朋友们。他们当中，多数是从事文化行当的，这个行当，典型的面皮儿薄。
我也有过漫长的面皮儿薄的阶段，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很少主动讨要被欠的稿费或借款，当然也不会在与人合作之前先谈稿费数字。文人当得不多，但对“文人耻谈钱”这一糟粕的继承倒还蛮彻底的。
经过近几年，尤其是最近这一次的“沟通”，我得到的经验是，“谈钱”和面子没一毛钱关系，反而是消解误会的良好方式。这个简单的道理，想不明白为何会困惑我那么久。
谈到作家与稿费，鲁迅总会被拿出来当例子，他跟《奔流》月刊的李小峰拍桌子、打官司，拿回了应属于自己的2万元版税；有家书不给鲁迅文章的标点符号计稿费，他提供的稿件就一个标点符合也不加……但像鲁迅这样对稿费特别认真的作家，毕竟还是少。所以一直到现在，文人想要拿回劳动报酬，总得劳烦他老人家“出面”撑腰。
“文人耻谈钱”，在我们的文化中的确源远流长，但确实真不知道它的起源在哪，顶峰在哪，什么时候又是个终了。不但文人群体自身不爱公开谈钱，甚至还会攻击谈钱的人，比如韩愈的好友刘禹锡就曾讽刺过韩愈写碑文价格太高，社会上对于文人谈钱也持鄙视态度。从古至今一直有人认为，拿你一幅字、取你一本书是看得起你，怎么，还想要钱？
莫言、叶兆言等著名作家，都曾被拖欠过版税，他们是因为打了官司才被知晓的。在社交媒体上，隔三岔五都会有写作者吐槽自己被拖欠版税的事情，能要来算是幸运，要不来也只有不了了之。在我朋友圈的留言里，就有不止一位写作者谈起自己被拖欠的陈年旧账。鼓励他们去要，得到的却是“算了算了”的回答。
所以你看，“耻谈钱”其实已经不是一种“金钱观”，而成为了一种“文化”，它不但祸害文人这一圈子，也早已扩延出文化圈子，成为一种跨时代、跨人群的。
比如老师不应该谈钱就成为一种“绝对正确”，前段时间多位名校博士到深圳私立学校任教就曾引起一番嘲讽。还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都市人、白领圈子等等，不好意思谈加薪，觉得无论私下还是公开都是件没面子的事。当钱和“面子”被死死地捆绑在一块，就成了压在当代人肩膀上的沉重负担。
作为过来人，每每看到90后、00后这一代敢于谈钱时，总会倍感欣慰。这也是一种进步，他们一不高兴连辞职都敢，谈钱这种小事难不住他们。当然，也不是所有年轻人都能拉下面子，所以还是希望“耻谈钱”的想法，将来能被彻底终结。
既然当代人更推崇“契约社会”，而非“人情社会”，那么我们就该坦坦荡荡地谈钱。遮遮掩掩不谈，反而会埋下许多不愉快的种子。所以，某些心理障碍，我们不妨放下吧。就从今天起，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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